2016.12.23 Friday, 文 /
黄于纲与凉灯

以一个村落为根据地,数年如一日地围绕其进行创作,黄于纲在当代艺术界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案例。首先,这是基于他的情感需要,即在变幻无常的当代社会,黄于纲以一种寻根的姿态,去发现和挖掘边远的乡村社会,即是为了完成自我的精神还乡,为自己的灵魂寻找诗意的栖居;其次,也是出于黄于纲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即当代艺术不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审美装饰,而是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参与,为的是拓展人的感觉空间与认识空间。事实上,从杜尚打破艺术的边界,到博伊斯践行其“社会雕塑”的概念,艺术早已经走出金字塔,成为了人类文明建构的一部分,其语言也不再是一个孤悬之物,而是不断地参与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以此来丰富自身的表现力。中国当代艺术也不出其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出八十年代的空泛形式与文化宣言之后,曾有不少艺术家将观念转换为行动,参与到具体的社会现场,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也强化了艺术的有效性。其典型的例子,就有任戬等人的“新历史小组”、宋永红等人的“乡村计划”等等。但是,由于当时这些艺术的社会性参与,主要还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所以,大都流于一时,没能得以有效地延续。而像黄于纲这样一以贯之,独自去发现一个偏僻乡村,以艺术的方式深度参与其中,却是较为罕见。因此,他作为一个独特的个案,极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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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 布面油画, 40-X-40cm,2016

出工, 布面油画, 40-X-40cm,2016

当然,一位艺术家与一个地方水乳交融地联系起来,需要缘分和契机。这就像艺术的灵感,有时需要碰撞一样。黄于纲也概莫能外,他与凉灯结缘,据他自己说,却是源于一次失恋的经历。因为从小喜读沈从文的小说,对其笔下描绘的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失恋后的黄于纲,决意按照沈从文的小说路线,重走一遍湘西。正是在那次失意的行走中,黄于纲意外地发现了尚未开发的凉灯,受其原始气氛的感染,留下来进行创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一呆便呆了十余年,不仅在凉灯找到了艺术表现的语言,也由此找到了情感的寄托。这似乎真是应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那句成语,有道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回到凉灯,那是位于湘西凤凰县西北部大山之巅的一个苗寨,因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相对比较落后,也极为贫穷。正是因为此种缘故,凉灯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也较少遭到人为破坏,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房子村舍,都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形态。这样的原生态,正是勾起黄于纲的乡愁,吸引他扎根于此的原因。这些年,黄于纲不仅画凉灯,写凉灯,宣传凉灯,而且还长住于凉灯,与当地苗民同食同寝,同声同气。黄于纲这种身体力行地植入,一方面是出于对贫困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也是受当地淳朴民风的感召,被原始的生态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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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图2

大装置

 

堂屋系列, 纸本, 2015

堂屋系列, 纸本, 2015

“艺术源于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文艺理论,永恒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真理。因为离开了生活的积淀,艺术只会是空中楼阁。而对生活的积累,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冷眼旁观,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黄于纲对凉灯的发现与挖掘,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抒情,而是感同身受地参与,是以生命来践行。这使得黄于纲的艺术,超越了把乡土作为猎奇对象的风情画,也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化表述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与人文精神联系起来,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事实上,黄于纲钟情于凉灯,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精神还乡,为迷失的当代人寻根,更为重要的是,出于他对底层社会的同情,以及对边缘人群的观照。正是这份炙热的感情投入与深刻的人文关怀,充实了黄于纲的艺术内涵,使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媒介,油画也好,水墨也罢,抑或是装置、影像等等,都能挥洒自如,且有的放矢,落到实处。而这个实处—-凉灯,虽然偏僻闭塞,贫穷落后,但作为一个真实的生活现场,尤其是充满本真的生命形态,又源源不断地为黄于纲提供了创作能量,丰富他的艺术语言的同时,也拓展了他的感受,丰富了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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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系类, 布面油画, 120 X 150 cm, 2016

堂屋系类, 布面油画, 120 X 150 cm, 2016

2016.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