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参展艺术家：艺术工作者联盟Art Workers Coalition、菲利斯•比亚图Felice Beato、黑色十二月运动（印尼）Black December Movement、曹崇恩、段建宇、何子彦Ho Tzu Nyen、卡雷•侯拉尼Khaled Hourani、黄永砯、切提•卡塞齐瓦塔纳Chitti Kasemkitvatana、李文Lee Wen、大地魔术师Magicien de la Terre、黄海昌Wong Hoy Cheong、姆拉登•斯蒂林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c、范迪•热塔那Vandy Rattana、新艺术运动（印尼）New Art Movement、海湾劳工Gulf Labor、帕恰亚•菲因逢Pratchaya Phinthong、雷萨•皮亚达萨Redza Piyadasa、朱迪•弗莱娅•斯巴廷Judy Freya Sibayan、唐大雾Tang Dawu、安东•维多克勒/潘林•谭Anton Vidokle and Pelin Tan、王兴伟、厦门达达、余友涵
展期：2013年6月30日-8月11日 10:00-18:00 （免费开放，逢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与机构/我们作为机构”不仅从艺术体系内、也试图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中，探讨艺术家如何向积习已久的固有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并以“艺术家—机构”关系为出发点，对既定价值理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探索。展览以个体创作、艺术运动和思潮、不同社会阶段和地区崛起的不同艺术团体为主体，通过艺术家的实际行动或“无为而为”的方式对艺术机构所提出的批判，对机构批判这一复杂的命题进行全面审视。
展览试图拓展“机构批判”的定义，将其同“机构”这样一个不断变迁中的概念相联系。在一些严重缺乏、甚至根本不存在艺术机构基础建设的区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机构”的象征。另一方面，有时候机构基础建设的构建与国家的发展同时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便代表了一种对国际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批判。20世纪下半叶，这些区域的机构批判与艺术体系机构化和机构惯例的建立同步发生。个体艺术家通过实践来寻求机构模式所蕴含的新的可能性，并试图定义和利用现代性来突出所谓的“国际化进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一进程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并逐步建立了如今通行的艺术体系新惯例。因此，本次展览将艺术作为一种游走于权力与无力之间重要的媒介加以呈现。
展览呈现了艺术家在与机构互动中采取的不同的自我定位，反思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定义以及如何机构化等问题，展览分为几个板块，分别展现了艺术家对于机构所持的不同态度，也凸显了机构的定义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的变化阶段，包括早期机构批判的几个关注点：艺术家与国家、艺术机构与艺术家、当代艺术国际化与艺术领域自我机构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再简单地将机构等同于博物馆或美术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将机构视作我们所身处的体系，并最终将我们自身看成机构，从而发出进一步的追问：我们自己是何种机构？我们对哪些价值理念加以机构化？
展览“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与机构/我们作为机构”对常规的展览模式进行探索，其中姆拉登•斯蒂林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c）的艺术实践起到了贯彻展览的主轴作用：展览的每一个板块都以斯蒂林诺维奇的作品拉开序幕，其中包括了他的作品《亲爱的艺术》、《唱》、《不说英语的艺术家不是艺术家》、《懒惰宣言》、《中国宣传》等。斯蒂林诺维奇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这一系列作品回顾了前南斯拉夫在过去30年间所经历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对于艺术实践的影响。从他的实践对权力结构、机构惯例、艺术市场和艺术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这些领域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对机构提出反思的要点。这些要点不仅仅针对某些国家或地区，与当今所有艺术实践者都息息相关。斯蒂林诺维奇强调艺术家应主动与大规模批量生产等社会进程保持距离。例如，“懒惰宣言”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体系建设中“积极撤退”的重要性。展览更进一步揭示了全球机构批判倡议与影响艺术实践的政治、社会运动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同时，也贴近泛亚洲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复杂的政治环境：从越战时期“艺术工作者联盟”（Art Workers Coalition）发起的抗议行动、到近期对“海湾劳工”的声援，这些都是艺术对社会事件、对艺术机构和政治决策复杂性做出的直接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