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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航峰的创作未曾偏离过影响着当代中国的问题。《疯狂标志》系列探索的是城市景观在物质主义愈发强烈的影响下的品牌化。而《入侵物种》聚焦现今对移民的态度，以及看似“落后”的游击园艺行动。《圣诞老人的小帮手》以及《梅源拾景》探索全球制造业对务农村落中居民生活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作品都因一个中心主题而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适应”的概念——我们该如何顺应环境的改变，而现代化巨轮之下传统的地位又是什么？

关于其最近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心（Center for ChineseContemporary Art）举办的个展，陈航峰接受了燃点的采访（参见文末附注）。

何思衍：你是怎么想到要探讨圣诞的？

陈航峰：这要从2005年我在加拿大度过的圣诞节说起。与我在中国所体验的圣诞不同——出去喝酒、参加派对等等——那里的乡村非常安静。这让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诞；它引发了我的思考。

因此，我先是在2006年的《疯狂标志》系列里做了一棵圣诞树。之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的祖父母的故事，他们住在浙江瑞安的一个村子里，那里生产很多圣诞装饰。

他给我讲述了乡村的安静与随处可见的闪亮之物——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所产生的反差。他几乎无法跳进以前满是鱼虾的溪水里。中国就是这样——自然和现实对比强烈。他们制造特别多不同种类的装饰物——用到各种材料，如纸、塑料、泡沫塑料、玻璃。

我在2007年第一次为期两天的旅程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当时我主要在拍摄《圣诞老人的小帮手》。但是我心里是想着要回去的。后来我又调查了一下这个村子，它的历史悠久——超过1000年。他们做学问以及参加科举的传统悠久，最高官位达礼部尚书——这和现在的文化部长有点像（笑）。

何思衍：后来你在2012年的时候又回去了？有什么变化？

陈航峰：对。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说生产规模减小了，因为经济衰退也影响到了这个村子。

我注意到了一栋楼——一栋四、五层楼高的楼，下面两三层是家庭作坊，一家子住在上面楼层。那里有很多塑料泡沫和胶水，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总之是起火了，只有两个孩子幸存，因为当时他们半夜人在外头哪里。

2012年时，我试着更多地去记录村民的生活。我去看他们的族谱还有祠堂。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荒废的祠堂现在翻修一新。它变成了一个活动中心，有麻将、扑克、温州鼓词——这里有被录像，很受老人欢迎。

何思衍：所以说你有调查村子历史？

陈航峰：我翻看了族谱——很厚的一本，放在大箱子里，很庄重、严肃。我通过族谱里的插图和故事发现了很多学子——甚至还有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进士。

我找到了一首孙系旦写的有关这个村子的诗。我希望尽可能地运用传统创作方法。我在翻看诗……然后我看了看这个村子。我决定用胶水写这些诗，然后撒上亮粉。

何思衍：我注意到了片中没有人讲话。你是否在避开纪录片的形式？

陈航峰：我希望保持外来者的身份。我当然和他们说了很多话！但是当我拍摄他们的时候，我没有讲话——也许是因为我还是希望保持一定距离。

当时我只是集中精力拍摄。我连三脚架都没有带，我尤其不想要过多地打扰他们。再加上还有一个问题：老人们都不讲普通话。

纪录片的方面有些棘手。后来我考虑了很久。我选择使用四个屏幕——我觉得有多个频道更有意思，这样感觉更像是一个个微型故事——来播放他们制造这些装饰品的过程，其中有反差、 亮粉以及后来丢弃在自然里的垃圾。“闪亮”间有绿叶；水中有闪亮的鱼，等等。

何思衍：他们为什么就这样乱扔垃圾？

陈航峰：也许他们就是没有很高的环保意识。他们试着去控制，但是这都是些家庭作坊——他们也粗心。

我觉得尤其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态度：他们非常有效率——他们真的是像在做食品一样做装饰品：把泡沫球插在竹条上，在球上画画，然后把它们插在某处晾干——有点像冰糖葫芦。他们还会利用各种农具制作圣诞装饰品。我认为这就是农民的智慧。

何思衍：作坊里的条件如何？

陈航峰： 动作迅速。不像卓别林电影演的那样。他们挺放松的——有讲话的等等。每天他们都要达到一定的指标，作为家庭生意的一部分。但是很多的当地人都是老板，他们雇佣工人来完成指标。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来自湖南更穷的地方。

这一切其实都是由绘制百叶窗开始的，样品给一个发现市场需求的台湾人。然后钱就来了。再然后他们就适应了。最后，圣诞开始入侵他们的村庄。

何思衍：作为艺术家，你觉得你应该有多关注社会问题？

陈航峰：我一直有这种兴趣——有些艺术家可以完全不感兴趣，这没有任何问题。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会受其影响，会有意识。我仍然认为一个艺术作品应该能独立站住脚。

何思衍：在这个作品里，西方观众会不会只是看到全球化下的剥削？

陈航峰：我希望观众可以去看整个录像。里面涉及到的东西比这多得太多……那里的生活非常平静。没错，土地面貌改变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去适应的。我希望人们可以多一点思考——这些装饰品到底是这样制作出来的——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何思衍：其实你去年去了一趟芬兰的罗瓦涅米……

陈航峰：对，我是去采访那里的“圣诞老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圣诞老人村，是给游客的——他们甚至把北极圈都“搬”近了——这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里有句话写着“你正站在北极圈上”，但这其实不是真的，是虚构的。

很多北极村都声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这个村庄基本上是一个购物中心——里面都是垃圾，大概都是来自中国的。这是个主题公园，不是个村庄——而我选择了一个特定角度使影像变得超现实。

何思衍：所以说你看到了圣诞节的制造与消费……

陈航峰：对，这种圣诞的出口很奇怪——它变成只是一个产品。这个概念——在中国，圣诞已经被掩盖了。基本上没有任何人有宗教理由（去庆祝圣诞），而消费的力量占了主导，在尽可能多地卖东西。真是挺滑稽的。

我也想到了身份的遗失：我们为什么想要这个节日？中国文化已经有那么多节日了。但他们还是被当做消费节日来宣传。

何思衍：你还会把这一系列带到哪里？

陈航峰：我正打算回到那个村子。我听说他们开始庆祝圣诞了——他们有那么多剩下的圣诞装饰，领导们说为何不来庆祝圣诞（把装饰用上）？与此同时，国际需求正在下降，而国内需求正在上升。

在中国，圣诞就是这么一个消费狂欢。情侣出去喝醉或是上床。想打到车几乎不可能，然后圣诞夜还有那个愚蠢的倒计时。圣诞好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日。

其实这个圣诞的题目并不只是有关圣诞的。它也涉及到疏离感，以及一个东西如何从一个文化跳到另一个文化，有点像一个“入侵物种”。

（声明：鉴于陈航峰经常与OV画廊展开合作，根据燃点道德准则，特此在此声明，燃点执行编辑Rebecca Catching亦为OV画廊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