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三期杂志中（2016年春季刊）
白塔寺（妙应寺）古朴的轮廓填充着阜成门与车公庄之间的地平线。这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建造的，其设计出自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据传，忽必烈曾箭射四方，以此定下了庙界。高大白塔的檐铃随风作响，祛除魔障。
寺院周遭是北京为数不多的最后一批非高层建筑区，其中包含着这座城市的一个宝藏：鲁迅博物馆。和其他的胡同区域一样，有些老住户搬了出去，而一些外来者迁移进来，悄悄地改变着这块西二环边繁华商业区的居民属性。
北京设计周委员会参与到了“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中，其合作对象不但有西城区政府，也有如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私企，以及地方住民和大量艺术家及设计师，从2015年9月24日至10月4日间在四个不同场馆举办了超过四十场展览和论坛。它们分别被称为“信息中心”“阅读中心”“制造中心”和“销售中心”。依照长期计划而言，这个地区改造发展方案需要三至五年才能完成。
“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北京设计周，2015（图片由北京设计周提供）/ “Baitasi ReMade” project, Beijing Design Week, 2015 (courtesy Beijing Design Week)
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熙说：“在收集和分析了白塔寺周边的大数据之后，我们会在尊重当地居民权益的前提下推动改造，使得这片老城区和现代化城市接轨，打造更加宜居的环境。”他进一步表示，为了能更好地使这片区域获得新生，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参与。
也就是说，时尚人士、创意集团和发展公司的到来，对这一类的区域改建项目而言，曾经并非那样有建设性，甚至一度造成过麻烦。屡见不鲜的模式是：在掠夺式快速经济发展目标下，旧区改造活动偏离了原本造福本地区人民，和谐包容的固有目标。于是整个计划反倒成了入侵社区的特洛伊木马，最终攻城略地，为房地产投机资本商征战。通常来说，当创意产业涉入之后，最初我们会看见一种奔放的多样化和时尚的多文化融合，但是其带来的病原体却会在此后慢慢滋生。
本地原住民、新晋居民、外来访客、投资者这几方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慢慢凸显，并溢出了文化和人类学的范畴（在此范围内，他们各自以热忱、尊重和好奇而互动着），被迫走进经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被迫地激烈对抗，彼此纷争，引发这些的可能是不平等、特权以及欺凌。
尽管这机制已经为人熟知，但是不信任感的日益增长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甚至以过激而暴力的手段抗拒乃至攻击创意实施者本身。这种情况最近在伦敦的肖尔迪奇区就发生过，而且恰好发生在北京设计周期间。数以百计的抗议者提着豕首，执着火炬，攻击了谷物杀手咖啡馆，在店铺的窗户上涂写“渣滓”之类的字样，将店主作为剥削者的代表予以控诉。
尽管各地的旧区改造大同小异，鲜能另辟蹊径以规避矛盾，但是今天的我，比起过去更加坚信，我们必须直面各个领域中固有的复杂性，不要陷入二元对抗，非此即彼思维之怪圈。事实上，这恰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显示出那种冷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如何在世界各地被用于抹杀和摧毁对于多样性及复杂性的觉知，并将简单粗暴的经济逻辑当作权衡现实的唯一标准。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必须努力寻求弥合现实裂隙的桥梁，并且利用一切可能性发起对话。
我说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试图去领悟，一个艺术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建筑师、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或者一个随便什么其他类型的“创作个体”在此类的活动中该如何行止，怎样将他/她的艺术创作带进此种环境中去。怎样提问才是正确的？如何促成和社区团体间的有意义的对话？对话最终是否可能产生？在白塔寺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四处溜达，了解本地生活方式和环境现状。
该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正经历着结构和重构，这一进程的速度则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但当你遛弯时，只要稍稍偏离大道，进入任何一条胡同，你就会立刻掉进那种老北京所熟悉所喜爱的独特京味儿氛围中去。只不过数步之遥，大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喧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而让人安心的安宁，似乎你无意中穿过一重不可见的隔膜，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另一类声音变得明晰起来：风刮过树梢的哗哗声，老旧自行车的吱扭声，小家小户的日常活计声—打扫、做饭、修理。你也可以听见人们的脚步声、说话声。这里的人会临时性地围成一圈，斗斗棋，耍耍牌，牌局上说话可能不讲究，有大呼小叫的，也有骂街的。大婶大妈们喊着孩子，议论着天气和菜价。这些日常的茶米油盐构成了一首当代生活之史诗—在旧区改建彻底抹除它们之前。
“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北京设计周，2015（图片由北京设计周提供）/ “Baitasi ReMade” project, Beijing Design Week, 2015 (courtesy Beijing Design Week)
外来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可能无法抓住那不可思议的场景，比如看着某位大人步入大宅子的豪门。而在不远处，一些刚刚步入中产（还没有达到迁到郊区的地步）的人，正满怀仪式感，手持巨大海绵柔情似水地擦洗着他们的豪车，可能是奥迪、沃尔沃、宝马、梅赛德斯或者吉普。也就是说，稍事拓展之后，狭窄的胡同也能容纳汽车了。现在呀，仍不改恶习，随便往豪车们闪亮的合金轮圈上撒尿的，只剩下那些毛茸茸的北京猫咪了。这种恶劣行为迫使车主们不得不用矩形的木板箱来保护他们爱车宝贵的“四蹄”。
胡同中不成文的规矩多如牛毛，微妙而无形，复杂而严峻，而这一切都由戴着红臂箍的老大爷老大妈们细心守护着，他们喜兴而睿智的容颜下隐藏着半个世纪以上的人情历练。
如果你在这里住足够久，你就会意识到时间、建筑、物件、人物、车马、举止、集会、声音、气嗅和嘈杂在胡同中皆有其完整、独特、有机、不可预测、不受规划的内在节律。这有着“形式”的性质：是较之其各组成部分之总和更加复杂、脉动和活泼的存在。在政府辞藻营造的压抑怀旧时尚中，这并非一块和谐之地。对先锋城市规划大师们来说，它又不够巧妙、环保、原始。
这是一个一度完整后遭撕裂如今又被统合的空间，它伤痕累累、困难重重，要多谢本地居民的灵活应变，才将其修修补补用到如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面临矛盾，前途未卜，但北京的这块老城区仍然脚踏实地地存在着，谱写着今日的篇章。
我所担忧的是，诸如“白塔寺重建”这样的文化项目，尽管出自好心，但终究会沦为纸上空谈，至于具体落实嘛，会变成另一回事，因为在落实的过程中，项目的特质会渐渐丧失：在任何地方都妥协圆滑，为了达成目标而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思长远，等等。我怕的是，这种文化项目会变得如同某些国家对外输出“民主”“进步”，却不以文化和人群为首要考虑—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过是作秀罢了，真实的意图则是不能明说的阴谋。将一个自上而下的宏大计划（不论它在理念上是如何值得尊敬）落实于地方，终将改变该地的经济结构和自我认同。而本地原住民在面对新潮流的时候，也会自感格格不入—即使他们不被整体迁走，留下来的他们也会变成活生生的讽刺画。最后，所谓的保存老城区文化，就如同在黄石公园保护美洲野牛—老城区中的老北京需要保护，只因他们已经不再属于主流世界。
“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北京设计周，2015（图片由北京设计周提供）/ “Baitasi ReMade” project, Beijing Design Week, 2015 (courtesy Beijing Design Week)
当我们面对一个与社区相关的项目时，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所遭遇的矛盾与它们从事开放分享和社会参与实践时所遇者大同小异：没有保障，没有魔术公式，没有理论前提，不知道如何触及一群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群。于是，总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唐突闯入、强加于人、互相隔膜，这些是没法彻底避免的。除非艺术实践系统性地走入千家万户，走进工厂车间，不然的话就永远不存在艺术人士和非艺术人士间的平等对话—不过都是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尚未命名的东西。
对于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所能做的是采取稍灵活一些的方式，在必要时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只要能够促成更好的对话，即使稍稍偏离原定目标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我们的理念/项目/设计从完成伊始就是不可改易的。我想，这涉及某种程度的责任感，要知道，为了艺术自由，许多人会否认这些责任感，不过老实说，一旦接触到现实及现实相关议题，此种表达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哪怕我们意在煽动和颠覆，我们至少要对“我们是否希望工作有意义”这个问题负有责任。说到底，对于一个整日以运水为业的胡同居民，不论我们如何地对他感同身受，研究其处境，并且大而化之，以大数据方法来研究其一众朋侪，当他跨上三轮，上了大道，我们就不再能把握得住他了。
我记得，在设计周期间，我在白塔寺周围溜达，欣赏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城市设施、社区工坊、具有挑战性的景象和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项目，这一切都因白塔寺周遭本地居民的好心而得以存留。我对于那些项目和居民们的好客都颇为欣赏，不过我持续地问自己，这些是否能给地方住民带来富足和利益。我真心相信事物单纯的存在就能实际地改变环境，尤其是当我们谈论一个创新行为的时候。我不敢肯定，这种缺乏长久承诺的突击变革是否真的值得去做，不过我还是希望它确实是有价值的。我很荣幸参加了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展示，地点是一个被废弃的四合院，这是一个具有最低程度诗意和设计感的地方。特地找这么个地方，希望这一场所能成为 一个大的问号，在整个活动的内部提出问题。
不过，再一次，我们要问，在本地居民中，谁能抓住这种介入的逻辑，这种关于批评和对抗的隐喻呢？我们带着我们的哲学和美学矛盾，带着我们似是而非的知性、科学和社会学装备，闯入了白塔寺的复杂文化“形式”中，但是，我们究竟要和谁交涉，与谁言谈？谁是这一切的听众？一个要求更多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士参与的，三到五年的发展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现有的院落边上盖一些经过深思熟虑设计，造价昂贵的改良式四合院，可以视为保护城市遗产的一种信号；不过，老实说，究竟谁会入住呢？它们最终不过是变成陈列的样品罢了。如果这种试点变成了普及的政策，那谁又买得起这种现代四合院呢？再说，什么是遗产呢？人民才是一个地方最主要、最根本的遗产吧？只有世世代代在此生生不息的人民才最最理解、最最明白这个地方，是地方的居民以他们的方式塑造了这个地方的形象。介入历史老城区的整个关注点是建立在回忆的概念上的，不过回忆有其自身的叙事，在如今的操作模式下，任何连贯的叙事也无法被建立。这里没有任何社会记忆，没有叙事，有的是一群外来专家的短期性入侵—明年这些专家将转战于别处。至于专家留下的计划则会被另一批外来者开展执行，直到这个五年计划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过往的回忆失去了原生的有机基础，沦为单纯的恋物幻象。
陈启智，《抓住胡同》系列，2014–2015 / Yves Chan You, Hutongs Grab series, 2014–2015
巴勒斯坦艺术家瓦利德拉德一件2005年的作品名为：“我们可以兴云致雨，但没人前来求雨。”所谓“文化产业”的问题在于，整个产业本身不是出于需求，不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而是来自上峰的命令，在好大喜功和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催生的往往是破坏而非可持续发展。而最糟糕的危机，正如肖尔迪奇区骚乱中所显示的，认同和识别的变化，不但没有培养出对于文化的渴望，相反让人们觉得自己被围困、被忽略、被排挤。最终使得他们集体抵制这种在他们看来只是在愚弄而非解救他们的文化。
帕索里尼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一场令人难忘的访谈中，说起旧区高贵化和消费主义：“当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尚未弥漫到社会方方面面时，下层人民尚且能为他们的大众生活模式感到骄傲，在那个时代，哪怕是文盲，也能以他的方式触及现实之奥秘。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当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无知而羞臊的时候，他们也开始鄙视那种试图将小资情调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所谓文化。”
今日的中国与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是相当不一样的，不过在种种不同中找到几处相似也不奇怪，毕竟两国的社会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重视家庭，重视社区，重视人际关系网络）。萨斯基亚萨森最近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拥有我们的城市—为什么这一轮都市接管收购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文中开展了针对世界范围内多个大城市中的入侵式旧区改造的详尽调查分析。作者做出如此的评论：“一个大型混合城市不啻于一个前沿阵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不期而遇，无规则地混战，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最终汇聚于此。这也使得城市成为或大或小的创新之所。这也包括那些无权无势者的创造发明：尽管他们未必在此进程中变得有权有势，他们仍然创造着城市的组成部分，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添砖加瓦。” 在这样一种复杂性和不完整性的混合中，存在着某种可能性，使得无权无势之人也能发声并宣称：“我们也在这里，这也是我们的城市。”我想，这一声明应该成为所有有意投身于公共空间和历史区域改造项目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士们的“备忘录”。在中国除去那些政府政策和权威不容挑战，也无法验证的灰色地带所代表的复杂层面之外，我们还是应该对发动有生力量充满信心，这些力量可以对公共空间和地方社区造成积极正面的影响。
对北京设计周的组织者而言，首先应该自问：（此处借用波德里亚的话）保持批评距离时的微笑，与勾结同谋的微笑相比，到底有何区别？
陈启智，《抓住胡同》系列，2014–2015 / Yves Chan You, Hutongs Grab series, 2014–2015
“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北京设计周，2015（图片由北京设计周提供）/ “Baitasi ReMade” project, Beijing Design Week, 2015 (courtesy Beijing Design Week)
“白塔寺区域重建”项目，北京设计周，2015（图片由北京设计周提供）/ “Baitasi ReMade” project, Beijing Design Week, 2015 (courtesy Beijing Design 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