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上海双年展开幕前三天，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观众。发电厂——新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所在地——还笼罩在烟雾和灰尘中。焊工手中，火花在黄永砯的20米高的菩萨雕塑下飞舞（ “千手观音”，1997-2011）。同时，工人躲闪着自由女神像（Danh Vo的“我们人民”）下的巨大铜碎片搬动5米长的竹竿。

布展初期，艺术家Chico MacMurtrie戴上了工业防毒面具，竭力不让他变形金刚似的汽车雕塑（“图腾汽车”，2006）被附近锯的灰尘覆盖。此前，他告诉我们，工人在清洁博物馆的柱子时，一块混凝土掉下来，把他汽车雕塑的顶砸变形了。

这种混乱场面在历年的上海双年展上并非少见，但今年上海双年展在一个新的、当时尚未完工的场地举行，再考虑到它主题庞大野心勃勃，这荒唐飙升到了最高指数。

“上海双年展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完成”，上海双年展筹建办副主任李旭说，“我们有很多问题，因为建筑都还不干净。灰尘很多，所以一些艺术家们不愿意打开他们的作品。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困难——事实上，直到开放那天，所有的双年展都是混乱的。它不象个展，一切都提前做好了规划。”

这种“最后时刻、有惊无险”的状态因为上海双年展迁入了2007年就已关闭的南市发电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新址变得更加困难。发电厂在2010上海世博会是“城市未来馆”场址，最近它被改造成一个明亮的、蓬皮杜风格的空间，有着挑高中庭、楼梯，同时保留了原有一些建筑特征，比如大烟囱、头顶的吊车。

发电厂空间本来应该是9月1日完成，但展览总策划人邱志杰说，直到9月21日，空间才开放出来布展，而其间装修都在持续进行。黄永砯的“千手观音”（1997-2011）一连安装了好几天。当我们09月27日赶到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的“观音手臂”装好，但第二天下午就有大约80％完成了，好像一夜之间空降了一只解放军大小的焊工部队。

尽管布展团队（大多是邱志杰的学生和志愿者）尽了最大努力，在开幕日前一天，博物馆仍然看起来像还需数日才能完工。作品被贴错标签——如果被贴过的话；多媒体装置作品也仓皇拖着电线尾巴。

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被堵在门口，同时，从社区拿到免费门票的学生和老人鱼贯而入。开放时间变来变去，模糊的展览地图太少，也并不多见。在开幕式之后参观双年展需要在一个仅支持中文的网站订票，观众还需绕半个上海取票。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它听起来像在蓄意阻挠观众对当代艺术的热情。

在城市馆，警卫倒是没有那么严格，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建筑和设施的糟糕状况。这里在上世纪初曾有上海的许多地标——比如东海咖啡厅、德国大酒店，都是明星权贵趋之若鹜的地方。如今它呈现给大家一个有着不同地板、墙面、砖瓦水泥的大杂烩，被黑暗潮湿的楼梯分隔得支离破碎。邱志杰举出威尼斯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使用旧仓库为军工厂辩护。但事实是，军工厂缺乏艺术空间所需的基本便利设施——比如，合适的灯光。一个底楼的空间甚至没有玻璃门，只有一扇敞开的铁门将艺术品暴露在门外的熙攘中。

诚然，城市馆的预算不多。每个场馆有15万人民币（约24，077美元）包括了运输、交通和制作。一些聪明的参展团队找到了自己的赞助者，或者通过当地／内部人士去寻找宝贵的资源。那些组织得不太好的团队在布展其间毫不掩饰地抱怨场地和如何缺乏双年展组织方的支持。

对于双年展的批评，线上线下的声音不绝于耳。新锐小说家棉棉（她也做过很短一段时间外滩18画廊总监）在微博上批评双年展“很丢人”。[1] 策展人抱怨住宿被安排到没有英语服务的汉庭连锁酒店。邱志杰在一次不正式的媒体发布会上反驳称，他有更重要的事：

“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收藏者。我们不需要住五星级酒店。我想把钱花在买更好的灯上。我不喜欢因为这种事被批评。并且你可以看看在这个地区，周围没有星级酒店，只有经济型便捷酒店，所以他们得住汉庭。”

邱志杰称自己也面对不少困难。比如，参观今年香港艺术博览会的时候，双年展组委会安排他和联合策展人Jens Hoffman住一个房间。邱还表示，因为最后期限等不及组委会繁琐的财务手续，他甚至为双年展自掏腰包。[2]

尽管有谣言说双年展得到5千万赞助，邱志杰确认说，事实上只有1千8百万到位，并且这1千8百万因为撤展的开销被缩水到了1千6百万。[3]

“尽管今年双年展得到的政府支助是往年的4到5倍，但同时开销成本也增加得太快”，邱志杰在一次双年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以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区是4500平方米；现在展区有15000平方米。这意味着工作量翻倍了。另外，因为展览时间从两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这意味着过去我们可以租投影仪，现在我们必须去买。一个投影仪用了六个月，灯泡就坏了。”

他比较了2011年成都双年展： 3600万预算，但据称组织混乱、布展糟糕；以及广州双年展：拥有5600万预算，实际收到1亿8千万投资。邱也将新加坡双年展（投资3000万人民币）和横滨三年展（投资8100万人民币）[4]作为资金更充足的例子。

十八大的召开是双年展组织工作的另一个阻碍。这让决策人对没通过审查的项目犹豫再三，因为不确定新的领导人的态度。这意味着不少本可以海运来的作品现在被空运，浪费了宝贵的资金。

某种程度上，人们也许会为邱志杰感到遗憾——他在机构支持很少的条件下，为双年展赋予了巨大的野心、设定了一套宏大的主题；但同时，他早该知道资金、团队和场地的局限，并因据此缩小双年展的规模。也许这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双年展在任何政府资助的博物馆体系下存在，体制内的双年展永远会面对这些问题。也许一个独立运作、投资良好的双年展能在组织上有更高的成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