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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Wednesday, 文 / Karen Smith 译 / 梁舒涵
迈克尔·苏立文:不仅是汉学家

在我目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有一章涉及到1998年,在此章的开头我将这一年说成是“混乱的一年”。后来返回头来又一看,我已记不得究竟为何如此措辞了,在那一章中提到了那一年艺术家们创作的各种千奇百怪之作。不过这章内容并非仅此而已,主要还涉及到与90年代那些重要事件有关的“前卫”艺术,例如“后89 中国新艺术展”和中国前卫艺术、新锐艺术的头几次大型回顾展,以及1993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还有由当时作叛逆状的艺术家邱志杰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在代际的过渡中,观念的冲突引起了充满活力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在对新观念的狂热追求的表达中也十分暴力。这种狂热,勾起了汪建伟等艺术家们对于文革初红卫兵式修辞的不悦回忆。

反思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混乱”感是因为当时的分歧突然尖锐地暴露出来,比原先更加公共化,不像以前那样仅存在于家里和朋友的小圈子之间,而是被放到了公共的空间。在1998年公共领域的纷杂中,在90年代末艺术圈内同样的喧闹之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迈克尔·苏立文,当时是在第二届上海双年展(至今也没有国际化,而且也算不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那次会议是在位于南京东路的上海美术馆楼上的一间阴冷的屋里进行的。那届双年展汇聚了数代艺术家的水墨作品,这些作品分为两组,主要部分是在上海美术馆本部,更为当代的那些则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当时,更受重视的是传统和惯例,而非新一辈那些更为冒进的当代路数,例如仇德树、王天德、谷文达、张羽、阎秉会、杨诘苍,甚至是来自香港的传统一些的刘国松。

在研讨会的屋子里还有很多水墨画家、中外赞助人、中国的学者和批评家,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学者,包括安雅兰(Julie Andrews)、林似竹(Britta Erickson)和苏立文。

水墨是讨论的重点,当时的艺术中新出现了各种对于新奇的冲动。对于这些冲动是如何与水墨的状态以及水墨画家的观念相联系的问题,苏立文冒险地说,据他耳闻,北京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正带着一种十分暴力的当代特质。这个问题绝非无中生有,也非苏立文在故作姿态:比如萧昱、孙原、朱昱等人的语言探索,这使得栗宪庭不久之后将1998年的冬天命名为艺术界的“开春”。(1)短短两周之后,这种语言的力量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偏执》上得到了全面展现。同时,苏立文在上海的这番话所引起的争论令这位学问如此之深的艺术史家都始料不及,他的抨击之辞远没有所引起的问题深远(毕竟这是一次学术研讨会),尤其是他的一席话引起了外国对于中国文化介入问题的激烈评论。而当时,中国正需要找到一个由自己的思想家所引领的属于自己的艺术之音。

遗憾的是,这种狂怒却直指向了苏立文这位汉学家,而与他一同在场的还有那些最提倡中国艺术的创造自由、表达自由的人们。苏立文是少数花时间去理解和研究自己时代的汉学家和古典学者之一,因此他的贡献既在于中国的文化史,也在于对20世纪艺术的文献方面。这种广泛的兴趣可以从2006年出版的大作《当代中国美术家辞典》(Modern Chinese Artist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看出来,其中收录了1800位艺术家的详细资料,这是对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极其严肃的记录和品评。

但和很多汉学家不同,苏立文对于中国研究的投入并非始于对抽象的过去的研究,而是从年轻时代,从他1940年作为一个和平人士、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西南的重庆开始的。我相信,他独特的个性正和这段经历有关。我们今天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在1940年代作为一名反战的和平人士意味着什么,当时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不仅是和德国,还是和希特勒。当时,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反战意味着被当成不爱国的少数,必会遭排斥,而且一般会被单位开除。苏立文在重庆的活动说明,反战人士并非缺少勇气,只是与当时的社会主流并不相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为什么1940年代苏立文在中国和那些艺术家们友情至深的原因。他的这段经历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且也通过他对学术的贡献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他的著述也解释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20世纪的艺术家与三千年来逐渐形成的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何发生了变化,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在文革的狂飙中被彻底改变的。

在1998年与苏立文的那次偶遇之后,我有幸数次到他位于牛津的家中拜访。他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力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在1996年一经出版便成为了我的重要参考,也成了我们交谈时令人意犹未尽、心潮澎湃的话题。此著不仅在当时令我振奋不已,而且依旧激发着我的思考,因为他对自己所研究的这个课题全然出于热爱,他将艺术放到了第一位,而不是把艺术当成一个他能自居高位的话题,尽管在现代中国艺术这块几近荒漠的领域,他无可争辩地走在了前头。我从未问过他是否对早年在重庆结识的艺术家们80年代的作品大失所望。虽时移世易,但对艺术怀赤子之心的苏立文却兴致未减,无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时局如何浑浊,其热忱如故。反思之,苏立文治学精博、有容乃大,令我等今之艺术的记录者受益良多。

(1)栗宪庭,《19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多面化》(The Pluralistic Look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ince the Mid-1990s),《新千年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at the Millennium),80页,Timezone8,香港,2001

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Photograph: David Gowers/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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