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五期杂志中（2017年春季刊）
1875年，在香港岛东南建造了香港最早的灯塔。这幅图片来自香港艺术家、录像艺术的先驱者鲍蔼伦创作的录像《大运动》（993-1995年，2016年重新制作），灯塔的形象截于政府新闻片，大概拍摄于五、六十年代。她说：“跨过九七，灯塔依旧。灯塔同是一个身体，任由时间流过，逐渐沉淀成生命的记忆或遗忘。看着多变浮移的海，迎回归来的人。”灯塔是出发的起点、回归的目标，是此时此地的在场，也是超越此时此地的信号。
（1）
2014年10月的某天傍晚，在香港旺角街头，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坐在人群中，向我讲述了他参与这一运动的动机。他的语气平静舒缓，很少有激动的情绪表露，双手握着一个破旧的黑色挎肩包盘膝而坐，皮鞋上能看到一点油斑和尘土。我们聊了很多，他对“左膠”满怀鄙夷，又不屑于林郑的中产倾向，与很多坐在这里的学生和市民一样，带着各自的不满和愤怒，在各种诉求间苦苦寻找一个答案。
几年过去了，“还会回来”的呼声似乎还在耳边。那个傍晚留下的记忆，除了原本繁华的旺角街头商铺闭门的景象和坐在街上的人群，就是这位公司职员的形象。这场运动持续了近三个月，焦灼的现实逼迫着人、人性走出常规之外，去寻找复杂现实中的出路，和权力及其机制激烈地碰撞。我时常想起这个无名的形象，并对他身上那种独有的、既平静又愤怒的特质所吸引。他所做的，无非是表达自己，与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他的本能和情绪被激发，并且付诸了行动。
还会回来吗？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有这样的疑惑。生活在香港的日常，大多是在商场和车水马龙中走过，霓虹灯和一身污秽的东南亚劳工之间巨大的反差经常会刺激你的神经。一面是生存的压力和不平等，一面是光鲜生活的诱惑。因为对抗大陆而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以及明确政治主体身份的欲望，是否会在这样的日常中消磨无几？
（2）
一河之隔的彼岸，民众对此嗤之以鼻，权威媒体引导着讨论的方向，艺术世界的人们更像是超然世外的历史学家，保持着“冷静”、“客观”。那样一段时期让我记忆深刻，不止在于人情的冷漠，尤其是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香港人对内地争取民主的支持、在历史上更是不少人退身的避难所；更在于一种“无关”的态度：艺术世界的人似乎对民众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及其衍生出的针对任何外族、外群的敌意感到不屑，又超然地认定集体运动是幼稚、无力、无效果的，对艺术更是没有影响的。民众与艺术无关，政治运动与我无关，艺术与现实无关。在这种潜意识里，80年代似乎从未存在过。这股去政治化的趋势，弥漫在整个大陆的艺术世界。
政治与艺术，这对母题在大陆的90年代开始被逐渐放弃。从艺术内部寻找自我确认的动力，从日常、媒介和语言中挖掘表达的可能性，这一转身自从90年代政治波普遭遇批判以来就得到了默认。但是，很少有人追问，这一转身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如何把这个转身放置在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艺术的不断转身是否以及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衍射下发生？这三四十年的历史里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平行性，对于创作、批评和艺术历史的书写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某种逻辑上的认识偏差，即误把讨论“政治与艺术”，看做“政治决定了艺术”、“政治决定了创作”，使得这样的问题被忽略。同时，尽管今天的艺术讨论前提从政治变成了经济，但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在某个阶段内的历史叙述中得到合法的地位。在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中，一个关键的症结在于，我们总是在断裂的判断中强化政治、经济或者其它动力的合法地位，正如当代艺术史本身的书写也是在与1976年的彻底割裂中发生的。缺乏更立体的历史视角和“瞻前顾后”这种基本的历史视野，让艺术的讨论在面对今天这种“离开政治之后”的局面时显得力不从心，并且无法和艺术创作产生对话。
（3）
80年代初，一群受到香港新浪潮电影启发的年轻人于简陋的条件中在香港本地开始了录像艺术的实践，这成为香港当代艺术实践的一个开始。1986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即“进念二十面体”的部分成员，鲜明地提出了发展媒体艺术的想法，并成立了“录映太奇”。以荣念曾、鲍蔼伦、冯美华、毛文羽、黄志辉为代表，在无先例可循，甚少人关注以及缺乏任何教育体制支持的状态下，这些先行者将录像艺术及其蕴含的当代精神引入到这块地缘条件特殊的地域。彼时，媒体艺术的概念仍然模糊，这些先行者动用了一切可能的艺术媒介进行实验，作为新事物的录像艺术，与舞蹈、绘画、装置、剧场等等形式发生了有趣的碰撞。在其后十多年的野生状态中，伴随着媒介和器材的发展，录像艺术家们进行了大量难以归类的、丰富的实验。随后，机制的力量也加入进来，1996年，录映太奇又发起成立了“微波录像艺术节”，开始逐步引入国际上的录像艺术。从1996年起，香港艺术发展局开始长期资助“录映太奇”的工作。“微波录像艺术节”后来也更名为“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并且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也从2005年起开始接受互动媒体创作。而从学院的角度，香港城市大学于1998年创立的创意媒体学院，后来成为了香港录像艺术和媒体艺术的重镇，一些活跃的录像和媒体艺术实践者，都在这里教授课程。
过去的三十年中，香港的当代艺术已发展为不再是文化边缘地带的游荡者，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认识和期待同样发生了变化。但直至今日，录像和新媒体艺术实践仍然象征著某种独立的精神，它代表了一种对个体存在的认知方式，是一种探索个体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实践。香港的社会和文化几经变迁，录像和新媒体艺术也始终处于与之相处、对话的语境之中。香港独特的政治景观和政治意识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家思考当下与历史，个体与群体，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当下的语境中，艺术已然超越了作为“社会事实的视觉”，但那种主动参与现实的意识仍然弥散在本地的艺术世界之中。作为一个开放的地域，各种国际艺术的话语聚集场所，这一参与意识的保留是有其历史动力和原因的。
录映太奇机构的大门。图为艺术家程展纬在我策划的展览“没有先例，一次重塑香港录像和新媒体艺术叙述的尝试”上受委任创作的作品《更改电话号码启事》（2016年）。
（4）
现实愈紧迫，回望历史的要求就愈炽烈。学者金耀基将香港的政治体制特征归纳为“行政吸纳政治”，从中性的角度总结香港政治稳定性的原因，覆盖面大、深入到社区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的法制成为这一政治的主要部分。然而，政治主体的真空性问题实际上在这个论述中消失了，历史进程中争取主体的愿望和行动，及其与港英政府的摩擦和对话，被模糊了。大陆学者强世功在著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中对这种真空性和反抗真空性的斗争给出了详尽的分析，他提出把60年代末以来港英政府面向基层和社区建立广泛的咨询委员会行为（即用行政的丰富塑造政治的完整），与港英政府镇压1967年的抗议活动以及之后的绥靖政策放在一起理解，从争取政治主体（民众）和突出行政作为政治策略（政府）的矛盾来理解香港的社会演变以及香港的精神自觉进程。
这两个角度都是悬崖边的舞蹈，更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香港和“大陆-香港”关系中的香港的博弈。
（5）
在微信的朋友圈，我发的一条与香港有关的文字很快被屏蔽，也没有什么人关心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切割政治和艺术曾经是迫切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压力，人们普遍地缺乏叙述和创作的角度去切近这个世界。留在人们政治意识中的权威信仰和二元思维还没有厘清，去政治的世界就已经到来。
2014年9月到12月间，Facebook上每天都有争论发生，香港艺术世界的人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这显然已经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人性和政治的角度不可回避的行动。雨伞运动是一场再好不过的展览，只不过切肤之痛替代了艺术的表演性，它不是行动主义，它本身就是行动。
（6）
2016年5月17日，香港的环球贸易广场大楼外立面上，出现了一组倒数的数字，倒数从2047开始，以秒计算，白色的数字在维多利亚港上显得突兀刺眼，持续了一分多钟。这件作品是香港艺术发展局（ADC）委任艺术家黄宇轩和林志辉创作的，作品中的政治含义最终导致ADC的电影及媒体艺术组主席、艺术家鲍蔼伦，以及“第五届大型公共媒体艺术展：感频共振”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联合声明取消这件作品。联合声明给出的理由是艺术家违反了与策展人和ADC之间的协议和理解，在没有知会的情况下自行更改了作品，并“危及业界在公共空间展示艺术品的可能性”。随后，艺术家在Facebook上迅速表面立场，反对取消作品，并将事件描述为对艺术和表达自由的侵害。
这样激烈的交锋在香港的艺术界并不多见。鲍氏是香港录像艺术的奠基者和开路人，对于争取自由和民主，她从未犹疑过，也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一以贯之地坚持，她的作品也在思想的深度和自由的立场间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鲍氏在政治敏感时刻保护艺术的善意，在公众层面上完全被误读，这一决定使她背负上了恶名。这种遗憾的发生，使人警醒个体在政治层面的渺小，政治意识的淬炼和坚持是何等重要。但同时，两位艺术家的表态从内容上说无可厚非也必须尊重，但这其中透露出的道德感和机心又让人感到不安。
另一个“倒数”，图片来自网络。
（7）
在湾仔会展中心的巴塞尔艺博会上，总是能见到很多久未见面的大陆同行，他们自发来到这里，加入到本地和国际的庆祝之中。不管是从九龙和新界那些廉租楼， 还是大陆中那些拥挤的城市出发，这场短暂的聚会中每个人都似乎急匆匆，又显得不知所措。
冯美华新作中的景象在此闪回：年过五十的艺术家，缓慢推动着自己的身体，似是而非的动作，在一片繁华或者荒芜的城市背景上舒展。1986年，她第一次创作这件名为《为何是她》的录像作品时，人们还焦虑于撒切尔访华后香港过渡期的情况。一个蒙着眼的女性试图用手触摸整座城市，那种身份认同的意识，既紧迫地生长，又夹杂着对自我的巨大质疑。三十年后，她用同样的题目，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在内省和疏离间的挣扎：原地不动的她和慢镜头中奔跑的她，不再是某个实体、机制的异质分子，自我的身份化解了，却也无从着陆，她被推离着离开这座城。
这种疏离和内省间的挣扎，变成了香港的潜意识，弥漫在会展中心外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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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香港不是同一个故事，但在这个历史时刻，两者关联在了一起。
冯美华，《为何是她》，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