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当代艺术馆（PSA, Power Station of Art）随处可见的橘色作品围栏上醒目地标示着PSA的logo，它是对其所在建筑的简化临摹，极易勾起观者对泰特美术馆的联想。同样是发电厂出身，｣作为上海美术馆二度迁址后的当代部分，坐落于原南市发电厂的PSA同刚搬入世博中国馆不到一年的中华艺术宫（China Art Museum Shanghai）隔江相望。中华艺术宫馆长李磊称艺术宫主要展示中国现代艺术，其中包括7座现代艺术大师个人主题馆与相当数量的精品馆藏；而PSA则以零馆藏纳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主题展为其开幕展，并以蓬皮杜馆藏借展作为明年年中的后续计划。

在所有工作人员惊异并感叹PSA及上海双年展组委会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打造出一场双年展，甚或更为具体地说、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将展场从工地与战场如变戏法般整出过九成的参展作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PSA副主任李旭是上海双年展的元老，24年前自中央美院毕业后就开始在上海美术馆工作，先后参与多届上海双年展的筹办，他的团队为此届双年展贡献了不少实操经验。而本届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同联合策展人张颂仁、鲍里斯 格罗伊斯、晏斯 霍夫曼共同确定展览主题“重新发电”，并将主题展分成“溯源”（Resources）、“复兴”（Revisit）、“造化”（Reform）和“共和”（Republic）四个版块，以及“城市馆”、“中山公园计划”等多个延伸项目。笔者日前采访了两位策展人，他们各自探讨了其策展构想及双年展体系等多个方面的话题。

邱志杰（b.1969，中国漳州）：

生活工作于北京及杭州。创作媒材及方式多样，包括水墨、行为、录像、装置、现场等。其作品经常将传统技艺观念化，检视中国政治历史与当下社会现实间的百转千回。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教授，总体艺术工作室主任。他入围2012年Hugo Boss艺术家大奖的短名单。他是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

 阳光落在PSA七楼露台的木头地板，邱志杰拖着书包坐进旁侧的阴影里。他不喜欢晒太阳，点燃一支又一支烟，掐下一段又一段烟头，塞进废弃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透过杯子的阳光投在他的影子上，其侧面的轮廓正在说话。

顾灵：展览筹办中的许多仓促问题是否都该归因于当初野心太大？

邱志杰：展览总是永恒的艺术。若从一开始就以完美主义对待，那想必开幕之日会遥遥无期。我对此届双年展最花心血也最抱期待的是“城市馆”和“中山公园计划”，因为这其实是在做体制构建的工作，只有把体制先建立起来，才可以有接下去的发展。“中山公园计划”是关于民族，“城市馆”要超越国家主义。当然，还有“圆明学园”，它开了国内双年展教育的先河。这些其实也都可以不做，但我们都需要在一开始就做起来，把框架搭起来。现代传播集团的邵忠与上海双年展签订的赞助合同不只今年这一届，所以就算下一届策展人换了、不是我，但他/她仍可以在这次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赞助商，资金问题我到时也可以帮忙解决。因此我认为野心很大是没有错的。不过我们的确吸取了不少教训，都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改善。

顾：这次三位联合策展人的角色和作用？

邱：其实最开始邀请他们的考虑是，我认为自己一个人的视野总是不够全面的，因此希望他们的加入可以将视野打开得更全面。但实际上，他们这次起到的作用不过只是提名艺术家，所以每个人提五六十个艺术家，我都得一个个去研究，非常辛苦，但也很值得。不过后来筛选的时候非常头痛，无论把谁删掉都要得罪人，搞得现在展厅的布置上还是显得比较拥挤。如今回头想来，其实这届双年展也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做法，就是只选比如十个艺术家，让每个人尽情发挥、把每个人做透。这也也会很精彩。所以是有不同的办法，我现在觉得有些后悔。

顾：可能他们这次的工作方式对城市馆的帮助会更明显？

邱：没错，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在城市馆的联络上，每个策展人都有强大的关系网，这才可以保障城市馆提名与挑选的全面。虽然是第一次，所有展馆总体有拼凑的感觉，但这也就和生活本身一样，总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我尤其欣赏的达喀尔、柏林、杜塞尔多夫等城市，来自当地的工作人员都有截然不同的性格脾气、工作方式，让我大开眼界，也增添了不少趣味。个中的碰撞与摩擦激发了无限创造的火花。

顾：担任此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对你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认同而言有何改变？

邱：我们参与筹办的工作人员都患上了“双年展后综合症”，就是看不起许多大牌艺术家。越是大牌艺术家越会刁难人，别说世界大牌了，有些年轻新兴的艺术家也都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岂有此理。我之前其实就知道有些艺术家比较刁，但这次是我的整个团队都对此感触颇深：将大师的光环卸掉之后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要钱，他会抱怨酒店的房间，他会因没有车接送而大发脾气。我如今回想早年没钱穷做创作时的珍贵时光，虽然作品很粗糙，但也都十分用心地做出来了。如今大家反而以花钱多、硬件好作为作品创作的前提；当然作品能有好的呈现自然高兴，这也是作为艺术家怀揣的一种矛盾。

顾：当你提到体制的构建，我所看到的似乎还是对西方既有体系的一味拥抱。既然你已意识到目前体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那是否已摸索到另一条道路来构建新的双年展、甚或展览模式呢？

邱：问得好。改变总得有理由，如今理由手里抓了一把，但如何改变还真的确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和中国人打乒乓球一样。乒乓球不是中国人的运动，但我们学了还掌握得比谁都好，结果这就成为我们的国球了。所以在对既有体制还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先临摹照抄、从里到外学个透，这样才可能去找到新制度的出路。比如城市馆其实已经超出了在美术馆里举办的局限，我觉得它会有非常大的扩展潜力，也可能是新体制的一种雏形。当然，城市馆也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比如现在馆里只有五楼设了几家城市馆，要是把南京东路的那些城市馆统统搬到馆里来，那就又是另一种做法。从而也就会有不同的一套逻辑。

顾：讲到逻辑，请问此届主题馆的叙述线索与结论为何？

邱：四个分板块主题串起来是一句话，即：重新构造公共资源。而其突出的体现却还是在“城市馆”的叙述与“中山公园计划”接下来的系列项目中。举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店口馆这次是我重点推荐的一个项目，它与之前我组织学生大规模调查还排演了一出戏的华西村截然不同。华西村站在它绝对的反面，简直就是个警察社会。而店口，即便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但他最起码依然遵循中国传统的那种爱面子的熟人社会，还保留着对自己、对他们的平等尊重，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我戏称它是一个延续传统熟人文化的工商业联盟，当地有不少上市公司、大企业，但这些老板都遵循对彼此的尊重、对员工的尊重，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说回上海来，这次城市馆的顺利开展也离不开黄浦区市政府对之的理解与重视，他们公开对外宣称这只是黄浦区打出的第一张文化名片，明年他们还有更多的地块、“名片”可以为我所用。这么一来，其他行政区也自然不甘落后，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这种支持行为叫做“采购文化服务”。不过，如果他们出尔反尔，我也无所谓，也不是非要在这里做不可，城市馆完全可以去杭州、美院或其他任何地方继续发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