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王冬龄、徐冰：《书与法·二》

OCAT西安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西安）2013年11月4日－2014年2月28日

OCAT西安馆的开馆展并没有像其深圳总部的那些展览实验，也没有像附近的那些“新古”建筑那样火急火燎地“体现地域文化”，而是采用了去年在深圳那边做过的一个展览《书与法》——《书与法·二》（专业的布展人员也都是从深圳那边调集过来的）。但其实，这不仅是一个万全之策，也是一种“进驻”的方略。在古都西安，虽然当代艺术气息尚稀薄，但并非没有当代艺术的展览，事实上西安美术馆的展览有一半展览都是关于当代艺术的，不过专门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机构，位于曲江新区的OCAT还是第一个。

开馆展的决定对于一个艺术机构具有怎样的定位意义自不必说，凝结了多少对地域性、接受力的思考也暂放一旁（见执行馆长凯伦·史密斯访谈）。此次西安的新馆首展倒是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书法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当代艺术产生关联？或者说是如何作为当代艺术的？在三位参展艺术家中，毫无疑问徐冰是与当代艺术联系最紧密的艺术家，而分别来自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的教授，并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担任职务的邱振中和王冬龄则更像是属于“书法家”的范畴。除了其签名性质的《新英文书法》之外，徐冰带来的第一部动画作品《汉字的性格》（2012，首次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中，一个个戏剧性的超现实情结都在赵孟頫的一件“平远”式的山水画上展开，经过充满想象的演变，观念地勾勒出了汉字的发展史。邱振中的《待考文字》（1988）和《丛林猛兽》（2012）触碰着可读的底线，但和王冬龄写满墙面的《兰亭集序》一样都属于各自比较像“书法”一路的作品（有别于后者目前正在北京草场地墨斋画廊展出的结合了银盐技法的作品）。

“Between Character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view
《书与法·二》，展览现场

Wang Dongling, “Lanting Preface”, calligraphy on rice paper, 35.74 x 4.75m, 2013
王冬龄，《兰亭序》，宣纸书法，35.74 x 4.75m，2013

就书法和当代艺术的关系而言，这个展览的主题，以及对艺术家的选取是慎重的，因为书法也许是最能够与当地的文化土壤相接的艺术形式，对于当代艺术在西安的前行来说也许可以起到一种“引渡”的作用。另一方面，徐冰和邱、王二人正好构成了书法，甚至更广意义上的传统去关涉和进入当代语境的两种策略：在徐冰那里，书法的品质其实并非重点，而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才是他一直以来的实验对象。此次展览上，与之正好构成观念反差的邱振中和王冬龄的作品则是从书法本身出发，并在现场表演的行动等观念元素的添加之中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书法”。

正如策展人所言：“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书法，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这与它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当前的情况是，书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当代艺术的新成员，不过，严肃地说，笔者宁愿将这种现象解读为“当代艺术”概念的不断扩大和模糊使然，而非书法本身的兼收并蓄。当代艺术正在走出798等专属区域，随着艺术观众、展览和收藏的“地方势力”的发展，逐步进入一二线城市的公立以及民营美术馆，当它碰到那些不太熟悉这张面孔的公众的时候，不仅需要他们熟悉的艺术形式的“接引”，而且也需要更多相关的讲座、对话、公共教育等活动项目来推进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

“西安对话”系列项目即是如此，作为第一期对话，当晚凯伦·史密斯邀请了英国泰特美术馆亚太研究中心负责人丘文宝、知名拍卖行中方董事毛弈龄、西安美术馆副馆长白茜，以及艺术策划人于渺一起探讨“当代艺术有什么用？”这个单刀直入的问题。丘文宝认为，当代艺术不应该是只关于一种一致的意见，而需要不同的意见，要多重性和多孔性（porosity）。她也援引了法国哲学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朗西埃就德波对于观众论述的批判等理论，提出当代艺术的观众应该是主动的参与者和思考者。

The First “OCAT Xi’an Dialogue”, from left: Yiling Mao, Von Pow Bartlett, Mia Yu, Bai Xi, Karen Smith, Nov. 14th, 2013
“OCAT西安对话”第一期现场，左起：毛弈龄、丘文宝、于渺、白茜、凯伦·史密斯，2013年11月14日

Xu Bing, “The Character of Characters”, animation, 16’44’’, 2013
徐冰，《汉字的性格》，动画，16’44’’, 2013

白茜从一个美术馆从业者的角度出发，谈及在西安的艺术生态环境下推广当代艺术的经验和困境，她坦言，西安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当代艺术环境，受到传统艺术的影响非常深，但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在西安的发展也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来推动。白茜援引彭德的话：在西安，需要有五股力量和九个平台来推动当代艺术：五股力量指当代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媒体人、艺术管理者，九个平台指：当代艺术场馆、当代艺术媒体、当代艺术画廊等。在地域特定性方面，考虑到西安是一个旅游化的城市，白茜也提到“走出去”的“广场美术馆”这一概念，认为美术馆应该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来运作。于渺结合了自己在加拿大求学期间的个人亲身经历谈及了由于美术馆的多元化运作方式，普通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变化。毛弈龄作为艺术史出身的资深艺术市场顾问，认为“当代”实则存在于一种时代的错乱。她回顾了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美国公众对于此的接受情况，并认为，当代艺术应该具有叛逆性、挑战性、多元性、与主流对抗的自我意识。

不过，理想的“当代”应该怎样也许是个长期的目标，眼前的情况是，当代艺术在西安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来听会的大多数学生模样的听众显得略有茫然，而且依然用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当代艺术空间中的书法作品——谈话结束之后，一位当地的观众拉住我，指着墙上王冬龄的作品悄声道：“说实话，这个水平在我们这里只能算中等”。

翌日，就OCAT西安馆的展览计划、运营等方面的问题，燃点对执行馆长凯伦·史密斯进行了专访（OCAT西安馆，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