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ian - 从纽约到北京，政纯办的集体主义宣导会

2015.01.21 Wednesday, 文 / 译 / Ben Armour

从纽约到北京，政纯办的集体主义宣导会

正当今天更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尤其是年青一代）以新媒体、影像等多元媒介和酷儿等“新鲜”题材在国内外的展览中崭露头角时，正当个体经验和生存状态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基石甚至作品本身，而非社会改革浪潮中的泼皮、无奈或是“痛述革命家史”般的政治隐喻，一个以参与集体生活作为主要创作方法和素材的艺术家群体变得格外显眼。这就是政纯办。

2005年，政纯办由艺术家洪浩、萧昱、宋东、刘建华和北京公社画廊创办人、佩斯北京画廊总监冷林共同建立。这个艺术家小组有个听起来颇为“根红苗正”且煞有介事的全名——“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政纯办”就像“文宣处”“计生办”这些国人熟识的许多简写词语一样，具有一种过时的气质和典型的中国特色。这五位艺术家还将自己的肖像照经过数码合成，制作了一个以“政纯蓝”为底色的标准照。照片中的男子身着白色衬衫，左胸佩戴政纯办徽章，成为了政纯办这个艺术创作团体当之无愧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今年11月下旬，政纯办先后在纽约的皇后区博物馆和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举行了他们带有回顾性质的两个展览，并且伴随展览的举行先后在两地分别策划了行为作品《做同一件好事》和UCCA庆典暨义拍晚宴，颇有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势。毫不避讳地说，政纯办所参与、设计的行为艺术比他们的展览显得更有力量和价值。11月下旬，随着政纯办的展览“政纯办！”（Polit-Sheer-Form！）在纽约皇后区博物馆开幕，他们在纽约时代广场组织志愿者清洗广场，完成作品《做同一件好事》的国外部分。中国和美国对于“好事”的定义和在公共场合“做好事”的必要性及看法成为这件作品的聪明设问，而活动当天艺术家和外国志愿者的参与也为这件行为所指涉的观念议题增添了更多诚恳和实在的支撑。“政先生”的肖像以巨大的尺幅被摆在皇后区博物馆的正门之上，堂而皇之且庄重正式，远看活像是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肖像。而同时，“政先生”以类似地铁小广告的形式出现在张贴于纽约地铁的传单中，在这个以多元文化而著称的超级大都会中，以一个平常亚洲男子的面孔和标准像的朴素，默默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Polit Sheer Form Office at Times Square for “The Same Good Deed”政纯办清洗纽约时代广场的现场

Mr.Zhengs Portrait at the front gate of Queens Museum, 2014
政先生在纽约皇后美术馆建筑正面，2014

Polit Sheer Form Office at Times Square for “The Same Good Deed”
政纯办清洗纽约时代广场的现场

11月21日，政纯办的“全民健身”一展在北京UCCA开幕，并担任2014年UCCA庆典暨义拍晚宴的艺术指导，将晚宴设计成翻版的国宴，继续以其作品及创意在国内赚尽眼球。在UCCA庆典当天，以统一的政纯蓝装饰的会场、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配有中英双语报幕员及手语直播翻译的朗诵《脂肪报告》则显示了政纯办独一无二的戏谑式幽默和他们为强调形式性的纯粹而擅长表演的一本正经。

相较而言，UCCA一层大厅地面上的蓝色花坛，展览空间中由政纯办做集体活动时保留的大量收据而做成的墙纸（这一作品在皇后区博物馆也有展出），加上呼应展览主题“全民健身”的蓝色健身器械，甚至是由马戏团演员在开幕现场挥舞鞭子而在展厅墙壁上留下的印痕和影像，不论在表达语言还是理念上都显得单薄而无趣。这样一个展览并不足以承担它所宣称的职能——作为“这一五人艺术小组在国内的最大规模个展，亦是其九年创作生涯的首次回顾展”。政纯办存在的意义或是它所试图传达的价值观是打破个人、集体，形式、内容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而他们具体的艺术实践是充满设计、变化和细节的。这样的创作主旨在皇后区博物馆的展览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不得不提的是皇后区博物馆中的政纯办展览因为相对更加充裕的展览空间容纳了更多的作品。同时，具有细节的文字介绍及作为现成品艺术的实物展示也为使展览内容的层次感更为丰富，比如政纯办五人的腰带被高挂在展厅的墙上，政纯办过集体活动时使用过的纸巾、矿泉水瓶盖等物品被标记上时间并放置于展柜中展示等。另外，一个未开封的包裹被命名为《奖品》放在橱窗中展示——2006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向政纯办颁发了创意奖，由于政纯办未能出席颁奖仪式，双年展给政纯办邮寄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至今未被打开，于是它存在于至少两种可能的身份之间：一个未知的普通物体和带有价值认定的奖品。这件作品还曾在2013年UCCA的“杜尚与/或/在中国”一展中展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民健身》这一装置以中国街心花园和住宅小区等地随处可见的健身器材为灵感，将其粉刷成政纯蓝并置于美术馆大厅。这件作品在皇后区博物馆和UCCA均有展示，但是在皇后区博物馆中，人们不能在展厅中与健身器材进行互动。因为艺术品保险公司认为这些器材不是艺术品，拒绝为其投保，而皇后区博物馆规定未经投保的艺术品不能被观众触摸，这些本被设计用来使人们健身的器材，在皇后区博物馆真的做到了“徒有其表”，成为了徒具形式感的空壳和摆设。

这5位1960年代生人的艺术家虽然在强调集体人格的时代中长大，但集体生活作为他们个人经验的一部分是回忆中值得回味和充满乐趣的时光。或许这样概括有点不合时宜和流俗，但是每每看到政纯办的合照，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艺术圈中的“老男孩”，他们对于集体生活毫不遮掩的热爱、投入和亲身体验令人羡慕，他们执拗地宣扬集体主义并将其与艺术进行连接显得既天真又狡猾。他们有组织无纪律，乐于煞有介事地将“吃喝玩乐”也纳入艺术的范畴，对形式感的塑造不遗余力。

政纯办这个集体说到底是难以形容的。这五位成员今天已经都是颇为著名的艺术家，成员之一冷林作为佩斯北京画廊总裁和北京公社画廊创办人则还有另一层的身份。对政纯办的采访往往难以进行，因为在采访中，每个个体可以利用“集体”这一身份轻松地回避很多问题，而且毕竟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也不足以代表整个集体。然而当一切回归到艺术创作本身，艺术家的自我解读并不重要。政纯办所需要打磨的，是一个能更好地传达出其思考复杂性的媒介以及展览。

形式经由政纯办的加工后变成了内容本身，比如以慢动作播放的影像视频，带有空白对话框的连环画，大厅四周悬挂的、印有政纯办宣言的条幅和被过度放大的政纯办的洗浴中心合影等等。对政纯办感兴趣的人们应当去好好翻一翻政纯办的画册，认真读一读他们合作撰写的宣言，你会发现政纯办没有那么简单，也并没有多么复杂。“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我’经常被‘我们’所笼罩，‘我’被压抑和扭曲了；而当我们感觉到‘我’也有‘我们’时，‘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踏实的‘我’。”——政纯办已经将他们心中的集体主义概念解释得相当清楚。而看似普通的“政纯蓝”实际上是依照CMYK色彩模式下99%的蓝色加上50%的红色特别调和而成（5个人每人“贡献”10%的红色），颇有深意。画册附录中有图片、文字丰富详实的“政纯办大事记”和事无巨细地记录政纯办会面、联系、讨论经过的手稿（其中有关于《脂肪报告》的准备细节）。政纯办或许是史上拥有最完整文献记录的艺术家（小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