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空间（北京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255号），2016年6月11到7月31日
对于艺术，人们往往乐于谈论感受、直觉、情感与体验，相比之下，知识生产对于艺术家的工作而言则可有可无。刘辛夷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以作品陈述某种个人见解并不是艺术的全部，重要的是借助创作作品的过程，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展开探究，并产生某种知识观念的更新 。带着一种广泛的“格物致知”的习惯，他希望把握纷繁的现象表层之下潜藏的逻辑，小到每日与各色人物的交往接触，大到世界各国内政外交的各种叙事。
于是，刘辛夷作品中的每个细节设定都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在为我们介绍他的《大宗帝国》系列时，刘辛夷特意提到，在创作这组作品时，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作品涉及区域的地理轮廓和动物剪影的相似度进行人工比对，从而决定匹配方案。作品糅合了生活中两种常见的视觉形象：超市的肉类购买指南和标示有行政区划的各地地图。在艺术家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大超市：在地球上，人们为土地与海洋划出疆界；在超市里，人们对动物的不同部位定出价格高低，两种做法都是权力意志的投射，目的是实现资源与利益的优化部署。
刘辛夷，大宗帝国—非洲袋鼠，亚克力板、广告钉，118×240×4 cm，2016 刘辛夷，大宗帝国—北美野驴，亚克力板、广告钉，120.5×133×4 cm，2016
这组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刘辛夷在知识生产上的策略：通过从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的“滑动”，使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产生关联，在语义的不断转向中，令观众对事物产生新的认识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艺术家对这一策略已应用得可谓得心应手。在许多作品中，语义转向直接通过视觉形象来承载，如《健美阶级》中，艺术家把象征工人阶级的锤子与代表中产生活方式的哑铃嫁接，举重若轻地指涉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易帜后民众生活风格的整体转变。与此同时，艺术家也经常利用作品的标题文字促成语义链的转向；而在某些作品，例如《安全第一》中，观众被邀请进入其中，他们的身体体验被调动起来，构成语义链条的一环。
对艺术家而言，形成稳定的作品逻辑也许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意味着在经历起飞的颠簸之后进入平流层，开始平滑飞行状态。但是在本次个展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所熟习的语义游戏开始暴露出某种局限。展览标题“十万八千里”除了指出作品经验素材的来源之外，也是对艺术家迄今创作思路的概括：作为符号的视觉形象在作品中发生语义的偏移，与习见相去甚远。同时，它也指出人们对事物的固有概念与事物实相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
作品《乐园》集中体现了上述要素，源于艺术家对边检站这一事物的思考：位于机场、边境等地的边检站戒备森严，不容置疑，但其位置实际上位于国家、地区的地图边界之内；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区界、国界则往往位于不可确知处（例如河流、公海中）。艺术家将边检站形象与街上的流动小贩车糅合，最终又借助明快的色彩与“乐园”的意象关联。小贩车寓示“流动”，乐园则提示一种虚拟的人工环境，作品通过视觉形象及标题文字共同构筑的符号链条，质疑边检站与它代表的权威那看似不可动摇的地位。同一展厅中的其他作品都呈现了类似的结构，指出各种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边界的不可知（《九段肠》）和变动性（《复兴之路》）。
这场针对“边界”的概念进行的语义游戏，最终使作品回撤，并封闭在经典观念艺术围绕“概念”“语言”和“真实”三者的纠葛而展开的没完没了的玄想中。数十年来，艺术家们复述着言、义、实体三者的间隙，乐此不疲，尽管手段有高下之分，但是这一哲学命题在今天看来毫无新颖之处，可供变换的只是论证这一命题的具体例证和呈现形式。然而，正如在生活中，玩笑的确在常规经验中撕开一道裂缝，对严实的规则产生瞬间的撼动，但玩笑之所以是玩笑，毕竟因为没人把它当真。说到底，如果从展览自身设定的“（产生）破除定见的契机” 去审视作品的有效性，那么，指出各种具体或抽象的边界既非天然也非恒常，在何种意义上能被视作一种新知？
如果某种确定性的知识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展览中的另一些作品则提示了可能的路径。《皇家阳台》通过严谨的细节还原，将白金汉宫英国皇室观礼阅兵的阳台转移到画廊空间，使监视-被监视的权力结构从皇室-民众“平移”到画廊管理者¬-工作中的艺术家以及造访的观众身上；《信心国民》制造了一本乍看天衣无缝，实则子虚乌有的世界公民护照封面。在这些作品里，符号没有被刻意转义，而是恰恰相反，它们的基本结构得到了保留，艺术家对现实中具备特定功能的视觉符号进行拆解、重组，以此“测试”甚至“挑衅”观者对符号的直接反应。于是，作品给观众抛出的题目是：作为在特定历史文脉与视觉经验中浸淫的个体，我们的直觉到底被什么所控制？谁在控制？如何控制？相较于无限期地悬停在符号的迷宫中徘徊十万八千里，这一系列并非针对“观念”，而是针对具体经验的直接提问，将是使作品向确定性知识迈进的重要一步。
刘辛夷，《皇家阳台》，聚苯乙烯泡沫、绒布、绳排、吊穗、花扣，200×1100×70cm，2016
刘辛夷，《自信国民》，木框、亚麻布、丙烯，300×211×5.2cm，2016
刘辛夷，《查理一世》，黑板架、EVA磁贴，总体尺寸可变，2016
刘辛夷，《乐园》，木方、多层板、车轮、车轴、瓶装水、灭火器、水性漆、板凳，总体尺寸可变，2016
刘辛夷，《九段肠》，聚氨酯、酚醛树脂、铝棒、油画颜料，总体尺寸 290×172.5×16 cm，2016
刘辛夷，《安全第一》，玻璃钢安检台、水性漆，总体尺寸 34.5×340×36 cm，2016
“十万八千里”，展览现场
1.刘辛夷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如果说要‘打断’知识逻辑里边的一些链条，我其实也需要‘打断’我自己的态度。能不能在判断中产生一个新的可能——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思维方式上——取决于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否建构起一个模型，然后让它尽可能的自洽，自身比较完整。【……】它应该是一种知识，一种崭新的东西， 而我通过一些修剪让它逐渐陌生。”见《刘辛夷谈自身创作》，艺术论坛中文网，2014年1月15日。
2.在一篇自述中，刘辛夷坦言罗兰·巴特《符号帝国》一书对他的启发：“巴特在移动的视点中解析有关日本的文化符码时,从一个落点到另一个落点的跳跃性给我一种点到为止的修辞感受。”——刘辛夷，《关于符号帝国》，见于艺术家个人网站。
3.见《十万八千里》展览新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