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only in Chinese.
“惯例下的狂欢”(Alternatives to Ritual)是2012至13年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歌德开放空间——举办的一次展览的名称。但我认为,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的勃勃雄心体现更多之处却是这个展览的同名出版物。其中她试图通过展览的框架“对艺术家-机构-策展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建”。如果将比利安娜近几年的策展思路联系起来看待,就会看出,“惯例”、“体制”、“机构”在她那里是几个关系密切的概念。事实上,在2013年7月,她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划的另一个展览《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与机构/我们作为机构》也是一个关于机构/体制问题的讨论,这个展览也同样具有“调研”性质。不过,在继续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建议最好先绕开其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理论化的表述,而是尽可能地将比利安娜所提出的这个“惯例”的问题放大一些,例如试着对“惯例”形成的原因不妨先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和设想,然后再来“回望”这次展览及其出发点——对关系的重建。
无论是作为一个展览还是一次研究,“惯例下的狂欢”从观念的提出,到问题的探讨范围,都不像是给艺术界以外的观众所准备,而更像是策展人、学人、艺术家与机构管理者之间的内部理论学习与交流——这本身就是“惯例”的最好体现。
既然这是一本探讨展览模式与当代艺术之惯例形成的书,但对于艺术的赞助体系的形成与历史——艺术惯例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笔墨却略显缺乏,而更多地是从文化学的层面进行的解读。尽管对于这个问题,苏伟在其中的文章《艺术系统:在现实和想象之间》也并非没有提及,但遗憾的是还没有铺展开来就转向了具体作品和事件的分析。
从这次具有研究性和学术性的展览以及出版物来看,对于艺术界内体系的反思的确已经被搬上日程,但这种反思缺乏必要的对象性,而且各种“可能性”也有待释放。例如,在对于当前一些艺术家频频对艺术史的图像征引这一现象,比利安娜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史料对于每个个体艺术家的意义是什么,又如何真正触发个体对于整个知识生产体系的贡献?”她的判断是:“一窝蜂似的跟风容易简单迅速地形成风潮,但终究难逃根基不牢又立刻被新的趋势所取代的命运”(《惯例下的狂欢》,P7)。其实,很多艺术的问题并非都可以用惯例进行解读(如果不是单纯地相信:用“惯例”的概念可以解释一切的话),因为惯例是一种默许形成的机制,而一种文化的逻辑却更有可能内在于这种实践方式的形成过程。比如,如果换个角度,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艺术,也许就可以看得更加透彻。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那略带偏激,但又不乏真知的认识:“事实上,广告对油画传统的理解远比艺术学者更为透彻。广告掌握了艺术作品和它的欣赏者/拥有者之间的奥妙关系,并以此为契机,极力劝说并讨好观赏者——买主。”
此外,本书中,对于“惯例”和制度的形成,以及展览和策展人的活动是如何建构这个艺术世界的体制问题,策展团队做了大量的描述和事实性的呈现。他们还颇费工序制作了一张复杂的图表——“我们的艺术世界是如何被建构的”,按照历史的顺序罗列了各个时代的重要展览、艺术作品和政治文化事件,试图呈现个中的关联。但美中不足的是,却没有能够略花笔墨去剖析这一系列“惯例”形成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我相信,如果本书能够缩减一些艺术家们的对谈,如果能够更多地从艺术机制的特定性和外部环境的塑造作用对这个制度进行解释,那必将会使这次研究更加完美,也会让书中提到的对于关系的“重建”的概念更具说服力。
然而,瑕不掩瑜的是,比利安娜近年来组织的一系列以展览为依托的研究(或者说以研究为依托的策展活动)在推动着业界对于自身实践的反思,而这也是反思的对象性逐渐明朗化的必要前提。更值得肯定,也是更弥足珍贵的是,她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切实地赋予展览——她的作品。在我看来,她是一位调研型的展览组织者和展览理念的叙述者。

Gao Mingyan, “What Else Can I Do?”, Solo Project, Alternatives to Ritual ,Goethe Open Space,exhibition on site image,2012
高铭研,《我还能做一些什么?》,惯例下的狂欢展览现场照片,歌德开放空间,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