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曦云

复杂的线索、综合的手段是邓大非在艺术表达方面的明显特征。作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平民，他随时体会着生存的压力，并在参照“乌托邦”的理想化标准时，意识到现实中丛生的困境。作为艺术家，他的动手能力很强，用开放的艺术语言和高强度的劳作，让视觉表达有效生长。作为知识分子，他体会到文化话语在社会运作中的潜在影响力，更愿意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摸索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深层因素。

压力与激情、恐惧和好奇、痛楚加快乐都在加速驱动着他。他经常调动自己的多种身份和资源，通过话语生产、艺术创造、活动组织等方式，综合作用于他所关注的问题，这些特点，明显体现在《家庭美术馆》、《理雅格的记忆之宫》、《北朝鲜国际微电影节》等项目中。

日常生活是最生动具体的，肉身在生存处境中的感受是如此真切，在邓大非的作品中，社会现场的因素越来越多，表达方式也越来越追求直接有力。影像作品《黑暗乌托邦》，直接在北京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现场实施和拍摄，混乱冷酷的现场，让这些影像散发着非常鲜活的气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因为缺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如同沉默劳作的幽灵，无人关心和知晓他们的状态。《黑暗乌托邦》以漆黑的漫漫长夜为背景，当猛烈跳动的火舌形成源自底层感受的形象和文字，又在燃烧殆尽消失在暗夜中时，在特定社会形态中流动的平民情绪，以及未知的趋势，聚集在这些火焰和夜空中。

正在迅速展开的城镇化浪潮，让城乡结合部成为利益冲突的热土。伴随着生存空间的剧烈变迁，那些难以应对的个体们留存着深刻的体会。《废墟》系列中，拆迁后的废墟成为邓大非的工作场所，他在幻境般的冷酷现场里体会着异常真实的悲凉、无助、冷寂、绝望等。在即将被覆盖或掩埋的废墟上，他通过长期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雕凿着被拆迁刺激后生长的图像。这些图像围绕着个体权益展开，现场事件、知识考古、话语变异等都综合于其中。他用水墨和宣纸拓印这些图像，这种拓印方式来源于中国传统，被普遍用于复制经典古迹。但在邓大非手中，被用来为当下正在发生、即将沉潜的平民经历留存痕迹。

这些作品中，现场的刺激和文本的引导穿插交织着，共生出邓大非对当下处境的复杂体会。无论影像、绘画或文本，都散发着强烈的野生气息。对邓大非来说，这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但既然挥之不去，干脆因势利导。这种野生气息，粗粝的直击人心，它吸取自生存现场，转化后又指向生存现场。这样的生存现场，触动着人们的基本情感，也刺激着邓大非认知的“人类普世存在的理想高度”。无论依据基本情感还是理想高度，这样的生存现场都是野蛮的，赤裸裸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