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楠装置 – 被李山劫持
2007年时，我曾在费家村的想象画廊看到一段影像，其中一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正在一个巨大的多车道路口中央打太极。车流量大，交通异常混乱，但那人继续着他的动作，好像周遭的一切都丝毫不会影响他的专注。
我询问这位艺术家的情况，问他是否在场。我就这样认识了郝楠并与他成为朋友。我很快便被他优秀而兼具自然气质的作品所吸引（其作品中事物短暂的续存性和带有诗意和轻柔破坏感的形态及动作） 他架构整齐而严恪的智性及史性标的亦令我印象深刻。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机智的艺术家，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一个他经常自省的体制内教授的三重身份融于一体的状态也极富魅力且值得敬佩。
他在中国南方工作授课，而我们每年都会在夏末及春节前——他放假的时候见上两次面。这些会面往往会在郝楠的无空间进行。他把祖父的这间老平房改造成独立的艺术空间及工作室，他会在这里待客，并举行各类活动。
他的空间在北海公园旁的一条胡同里，这是老北京最传统而富生机的地方。我们会在这里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喝茶饮酒，吸烟谈天。一起聊聊艺术、政治、社会和人生的话题。有些时候我们会记录聊天的内容。这一年两次的会面于我们都很重要，每一次会面结束，我会回到欧洲度过假期，而他也要返回南方的那所大学。
大约是两年前，在一次会面中，我和郝楠开始探讨他能否在我在2011年立项的伯纳德控制集团R&D部门社会敏度项目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双方都清楚郝楠不能总是留在工厂车间里创作，于是我们选择把一年两次的会面改在伯纳德的厂房，这两次驻留的时间已经足够他拓展他的研究。
自他第一次到工厂起，每一次我们见面之后，郝楠都会有一到两周的时间留在工厂创作，而我都会返回欧洲。
所以当郝楠在车间创作的时候我从未在场，我也相对忽视了从他和工厂雇员那里偶尔传来的反馈，所以我只在他结束驻留的时候才看到他的作品。
正因我和郝楠长期的友谊和我作为这个项目主管的身份，我发现自己作为一名策展人很难对郝楠和他的作品进行陈述。我担心自己难以对他和他对此项目的介入保持一个正确的批评距离，也很难描述他在工厂做过什么及何种要素影响过他最后的作品。
这种情况下的陈述及解释也都会变得虚伪而造作，客观来看，这种尝试也一定会流于形式化且难以抹除。
所以相对于这种由我来策展并评论郝楠所做装置的模式，我们决定把这次合作变成像我们在胡同里会面的那种模式。
我们会在一起讨论并反问其作品，同时对质调侃，挑战我们固有的视角，挑战我们既有的智性及美学的惯性站位。
我们会把这种相互反观质疑的探讨及其引申出来的问题，想法与思考变成一种自发性的公共文本。我们甚至会做一些尝试，例如郝楠允许我试着用之前提到过的文本中的灵感来“劫持”他的作品。
我们都同意“劫持”这样的词汇及概念，因为我们相信，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唯一能对这个计划保持公平，对公众和我们自己保持公平的方式，就是不断尝试，并深问自己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这个展览将不仅仅作为郝楠对伯纳德项目的介入，及其作品架构中明显的对劳力，工作，生产，还有文化与艺术在这复杂命题下的处境及的疑问。
它还将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与立场，维持并推进我们在无空间的会面中，恒定而带有未实现气质的，那些开放着，鲜活并共享的瞬间。
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