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物质（Transfigured matter）
乌戈·罗迪纳最近的雕塑作品 “修女+僧侣 “在艺术家三十二年前引入的叙事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一个由永远不会停止与其他篇章互动的篇章所组成的叙事，其所穿越的轨迹中充满了互文性的疑问、往复、求生、位移和造型与态度的重塑，抑或是不断被重新交涉的审问。这种叙事起源于1988年曼弗莱德·基什纳（Manfred Kirchner，乌戈·罗迪纳当时的伴侣）因艾滋病相关疾病去世。“在艾滋病危机中，我从悲痛中转过身来，找到了大自然中的精神护栏，一个充满舒适、重生和灵感的地方。在大自然中，你进入了一个神圣与亵渎、神秘与世俗相互碰撞的空间。”由此诞生的作品，是用水墨在纸上绘制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风景画，首次曾在卢塞恩的艺术博物馆展出，其后在包括苏黎世的Walcheturm画廊在内的其他几个展览中展出，总是以同样的局限：挂在狭窄的空间里，窗户用木板钉上，可谓“与世界隔绝”，转而向内。从那时起，向自然开放的景观特有的开放感被一种有利于内省的封闭感所抵消。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在艺术家的自画像(Heyday)中得到了延续，其灵感来自于Joris Karl Huysmans和他的虚构人物——隐居的Jean des Esseintes，并在他1995年在苏黎世的展览“Cry me a river”之中展出。Walcheturm画廊的窗户恢复了最初的功能，再次显现出来。在其面前是一个棕色油漆的框架和双层窗格，像一个拱形背景一样打开，通过它可以从外面看到艺术家被描绘成一个被动的人物的自画像。内容与容器、艺术品与容器之间的关系从而回应了一个倒置的对立原则。但细细想来，一个不稳定的、等价的平衡已经达成，艺术家通过不同章节的叙事所表达的精神气质将由此展开。

“修女+僧侣”的雕塑则由内而外地表达了这种辩证关系。从对世界的开放到对自己的内向。从内省的目光与外在的向自然元素的接受性结合在一起，而这些雕塑承载了这些痕迹。印记。罗迪纳的作品从未停止过在极端之间摇摆、纠缠、悬置。拾起…。“修女+僧侣”的雕塑拥有一种自然美。一种“古老”的美，让人联想到艺术家的其他雕塑作品。2013年的洛克菲勒广场上的《人性》和2016年的内华达沙漠中的《七魔山》。它们表现出可见性，但同时又似乎避开了观者的目光。它们的特征难以辨别。在这个多重性别身份的时代，它们被剥离了性特征，尽管它们的标题让我们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但如果要仅凭外貌，是很难将修女和僧侣区分开来的。它们被包裹和保护在斗篷中，正如他1995年的自画像和之后的小丑与裸体作品一样，它们似乎“沉迷”了，就像狄德罗评价夏尔丹的某些画作中描绘的人物一样。沉迷在什么中？沉迷在谁之中？沉迷于在他们周围徘徊的观众中？在衬托出它们矛盾的静止舞蹈的背景建筑空间中？除非，极有可能的是，这个空间是精神性的。冥想性的。超越了那些似乎仍然决定了它们重量的物质。或者，不仅是超越，我们可以说“修女+僧侣”中的物质被改变（transfigured）了，揭示出一种光辉，通过色度的对比得到加强，通过不同身体部位——头部和斗篷——的并置而产生的和谐，以及通过雕塑，完美地从一个到结合到另一个，上述光辉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雕像，服务于同样的宗教和精神目的，而艺术家也全神投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的创作得到了罗迪纳频繁出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世纪雕塑部门的滋养，还有与杰阿柯莫·曼祖的“红衣主教”的对视，其特殊的现代性，渗透着一种无视时间和分类的古典主义，难以不符合他的兴趣。

在物质及其否定之间，这些雕塑投入了一个两极化的领域。两栖。这些雕塑由石灰石模型构思、以数码工具扫描的“三维化”模型，并用青铜制造的。青铜器的坚固性用以针对石灰石的易碎性。石头的自然、古老的起源，则对应了此时此刻多色铸件的当代性。当然，我们必须像在罗迪纳的作品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他的命题中寻求回应，它们不可避免地不稳定，是它们带来的极端和间隔的相互渗透中所固有的。在一个等价的游戏中。向世界、向自然敞开，并向内转向自己。在既是包含的，也不包含的物体之中。考虑到其精神系数的提升，如今已是如此的显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存在于当代艺术中，而在一个神秘解释的原则下，它重新描述并伴随着这组雕塑中所暗含的变形过程。

Erik Verhagen
由Laurie Hurwitz自法文译作英文
本文译自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