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雄（1962年出生于广东省）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版画。他是声名昭著的“大尾象工作组”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的作品中常常含有传统的媒体，如水墨画，然后又通过新媒体进行转化，比如视频。他的风格扭曲、荒谬且常常又聚焦于城市普通居民的困境。2002年他的视频作品《花样反恐》中，让中国的高楼大厦做着武术动作，比如太极拳，来逃避一架恐怖组织的飞机——批判仍是含混不清，充满了露骨的情绪。
墨虎恺: 请谈谈你当前的创作？
陈劭雄: 我当前的创作有几个方面：我自己的创作是持续水墨录像，只要在北京我几乎每天都去工作室干这些事情，最新的一个水墨动画是有关全世界的抗议和游行，社会运动中的群体反抗，这件作品预计在今年秋季可以完成；另一方面，亚洲合作项目的间断性进行，只要有机会，只有能得到支助或收到展览机构的邀请，我们西京人：小泽刚（Tsuyoshi Ozawa)、金鸿锡（GimHongsok)和我都会全情投入到我们的合作创作中，最近一次的是一月份在美国堪萨斯艺术学院画廊，我们做了一个叫“我爱西京－西京学校”的项目，之前一次是去年九月在韩国的光州双年展中，我们的做了“欢迎到西京－西京移民服务”我们保持这样一种状态，把合作的创作和个人的创作分开，是一种相互的参照；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和中国艺术家刘鼎的合作，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艺术系统的问题和艺术家在中国社会的处境，我们这个合作项目命名为“没有空间的计划”，已经做了六次，最近的一次合作是在北京艺门的展览“没有空间的计划－6”，这个展览中我们探讨如何理解他人的创作。
墨: 是什么促使你接触了动画？
陈: 我没有想到我的创作成了动画，一开始我只是想把连续的记忆图像拼接起来，而在05年，我对录像创作有点厌倦了，觉得拍摄者总是有意无意地截取部分现实，而更多的现实被舍弃在外，我觉得创作录像无法与生活所看到的和所感受的存在感相平行，所以我想用一种更加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生活感受，我把所有日常中不经意的记录图片连接起来，成为我日常经验的反应。另一方面，我越来越觉得传统水墨画的工作方式吸引我，我喜欢在工作室这种创作状态，以前对传统的不屑多年之后好像找到另一种对自己的报复，我从中享受到创作的乐趣，这是做其他工作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没有什么促使我去接触动画，是我厌倦了旧的工作方式之后找到了另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而“动画”对于我来说其定义也是不同的，我甚至不同意把我的这些作品称之为“动画”，有时候我在注明这些作品的媒介时，我更喜欢把它们写成“录像”。
墨: 在你的动画电影中叙事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 我的“动画电影”是反叙事的，这些录像没有试图告诉读者什么故事，我也不想把这些镜头联系起来表达什么内容。我的录像是观念艺术，就像一件观念作品所承载的那些东西。但是它是由很多幅画面组成的，我们也可以将它看成组画。我想叙事的工作更加文学性的，我对文学性没有多大的兴趣 。反叙事的目的也是让观众回到对图像的直接观看，对图像信息的处理、对图像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思考这些问题上来，观众在观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自我是存在的，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对话，而叙事的电影往往是消灭观众的自我意思。这也是我所有创组的基本观念，我反对用愉悦的美学去盗窃观众的时间。这也是我的录像不那么吸引人的原因。哈哈！
墨: 你在哪里长大，是怎么接触到艺术的？
陈: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个沿海城市：汕头，我在那里长大到十八岁直到考上广州美术学院。记得最早接触到绘画是因为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我经常被他们拉去做模特，他们可能找不到人帮忙，我在他们的画室看到了一些画册，那时候居多的是苏联的艺术。对那些图画发生了兴趣，后来几乎每天都跟着他们看他们写生，慢慢地我也自己尝试了素描。学习绘画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大乐趣，它让我消磨了很多无聊的时光。但是真正接触到艺术，应该是到广州美术学院之后，当时的美院教学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发现了图书馆里的宝藏，我们天天泡在里面，里面很多画册，中国的和外国的，也有很多艺术杂志，苏联的和美国的。我们开始了自我教学，后来的艺术实践就是以那些知识为基础的。
墨: 你最早受过谁的影响？
陈: 我已经忘记最早受过谁的影响……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接受到太多的信息，我们的艺术史教育也是零散的。我所喜欢的东西不是从全面的比较中挑选出来的，而是取决于我得到那些图像的时间。记得我先是喜欢巴比松的科罗和米勒，后来喜欢苛勒惠支和蒙克，再后来喜欢塞尚和波洛克、再后来喜欢米罗和达利，再后来喜欢杜尚和波普艺术，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研究激浪派……我真不知道我师承了谁的传统。我想我只是学习到如何反传统，然后便开始工作，而现在我觉得那种想法太简单太幼稚。 如果想知道我受谁的影响，我自己也和你们一样，必须回到以前的作品中去慢慢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