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计划”（Grey Projects）空间由新加坡艺术家黄汉冲创立，是一个立足于新加坡的非营利艺术家空间，致力于策展、交流、出版工作。“灰计划”位于中峇鲁，其空间包括一个画廊、住所、图书馆、办公空间以及工作室。在向公众开放的定期展览活动以及不断扩展的国际驻留项目的基础上，“灰计划”近期将发行一个关于东南亚艺术实践的新刊物，另外还有正在开展中的名为《8-8-80》的印刷项目。

爱安啊：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黄汉冲：我是一名艺术家，曾在纽约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学习摄影与哲学。在此之后，我做了惠特尼美术馆的独立研究项目。期间我被邀请回去（新加坡）经营一个开展已久的艺术家驻留项目与艺术空间PKW（Plastique Kinetic Worms，变形虫）。它由非常熟知新加坡艺术的人所创办——包括Vincent Leow，Milenko Prvacki以及Milenko的女儿Ana Prvacki。十年过去之后，这些人开始思考：“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爱安啊：所以说PKW一开始是一个集团？

黄: 没错。他们都会上缴一些费用来运营空间，而空间也成为了人们去看艺术家以及和艺术家聊天的地方。他们曾搬到城里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也是第一个从国家艺术理事会领取一笔重要资金的视觉艺术团体。

爱安啊：那是什么时候？

黄：他们在2001年左右领到了资金，并在1998年-2008年期间运营。当时，在与我讨论并且彼此之间进行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关闭空间。他们打算将PKW保留为创始成员的遗产。我觉得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并且想要一起为空间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将空间交给年轻成员以及新团队，或者他们可以关闭空间，而他们选择了后者。

Library and office at Grey Projects

爱安啊：这个决定很有意思。

黄：对。我很想念那个空间。它位于小印度，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小地方；它的社区里有着不同的社区。那里还有一个跨性别区域以及酷儿区——这个群体在这条街上存在已久。当时（在PKW关闭时），我觉得已经不剩什么艺术空间了。还有一个叫做Post-Museum，它由Woon Tien Wei和他的妻子Jennifer英勇创办，后来因房租涨价而在2011年关闭。我觉得新加坡的艺术界不能只有画廊和美术馆。

爱安啊：在这里创办非盈利一定很困难。

黄：没错……他们当时也在小印度，而他们之所以能得到那个空间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愿意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给他们。当时，他们所在的街道有点乱。因此房东决定让他们用那个空间。但是后来社区发生了变化，房租上涨了等等。

爱安啊：新加坡似乎没有太多草根的“文艺”文化。

黄：我找到了一个社区，我们现在就在那里运营。大约五年前，我创立了“灰计划”空间——其实是在我位于河谷的公寓里开展的，那里离我现在所在的社区不远。但是现在我们在中峇鲁，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培养文化，而不是去灌输文化。总是有些有意思的区域——惹兰勿刹是另一个——而艺术家总是对工作于机构和政府之外感兴趣。

Yunrubin, “Situated Ground”, open studio exhibition view

爱安啊：你创办“灰计划”空间的起因是什么？

黄：它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在新加坡开展超越身份话题的讨论，就是那种关于新加坡或者东南亚如何具有当代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我想这里的机构是有这个任务，这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对于画廊和其他空间来说，可以有关于小说、古迹、革命、风潮等许多其他话题的讨论。我认为一个由艺术家运营的空间可以使这里的艺术家与别处的讨论接轨。这就是我们尝试做的事情。我们在做一个交换项目；我们和别处的驻留项目合作，彼此交换艺术家。我们的第一个长期合作对象是巴塞罗那的Hangar空间。今年，我们宣布了与万隆和台北的合作；此外还有与上海和哥伦比亚的合作。

爱安啊：你自己是否经常旅行？

黄：很少为“灰计划”，而更多为我自己的作品。比如说，我会去韩国做一个艺术家驻留项目。未来，我们也希望将“灰计划”纳入平行艺术空间的网络里。台北和东京都有艺术家空间的网络；首尔还有一个独立亚洲艺术空间的网络。

爱安啊：但是现在在新加坡基本上只有你一个人？

黄：对，在面向艺术家并且有图书馆、画廊和工作室的空间这一方面。一些过去更加针对艺术家的空间已经变了，部分原因是这里的文化产业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美术馆在近年来开始更加亲近收藏家。

爱安啊：你是否有兴趣与艺博会和双年展合作？

黄：我对“平台”的模式感兴趣（它在去年的艺术登陆新加坡被推出）。我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让策展人与艺术家开始讨论能使市场外的艺术实践者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说必须创作能够卖的东西。但是那种形式的展览不一定适合一个艺博会。

爱安啊：你是否也希望看到更多城市范围的艺术活动？

黄：是的。现在在开展一个从遗产角度出发的行动——我不确定它会有多成功。危险的是如果人们产生误解，认为艺术或是遗产只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存在于新加坡。也就是说，要不你在一月份去艺博会，要不它只存在于吉门营房。在这些文化范围之外，艺术便消失不见。但是我希望通过我在做的事情，使得其他年轻艺术家能够开放他们的工作室，创立他们自己的空间——即使只是一两年。

Shubigi Rao, “Useful Fictions”, exhibition view at Grey Projects

爱安啊：你觉得“灰计划”是否能够照顾到足够数量的当地艺术家？你们是否超负荷？

黄：我们其实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计划得更远。我们已经有一个很满的展览和驻留日程了。我们在推出新项目来支持并且触及更多人，比如年轻策展人项目以及印刷作品集项目。后者我们会与年轻摄影师Jovian Ng一起推出。我们也会聚焦一些可能已经创作多年却因某种原因而未能获得重点关注的艺术家——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值得获得更多关注。比如说Jeremy Sharma。在过去的三年里，他的作品出现在我策划的五个展览里，而他的关注度得以显著提高。我很高兴他现在参与到了双年展以及艺博会中。我们也会关注一群年轻一些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很难在美术馆或画廊展出。去年我们策划了一个新加坡酷儿艺术家群展，叫做“No Approval”，这个展览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机构化空间里。

爱安啊：为什么说它不能在机构里展出？

黄：艺术机构有义务维持国家的社会界限，使一些特定图像，比如说政治讽刺，裸体或同志的身体，继续遭受污蔑。

爱安啊：如果要展出你想要展出的东西是否容易？会不会有人来检查？

黄：会的。肯定有一个检查系统，有时候会有人亲自来监督。但也要认识到有哪些行为会触发到监督我们的系统。但是有时如果我不去触及这些点，我可以达成我想要达成的事情。因此比如说，“No Approval”展览——我也没有希望它成为一个“面向大众”的展览，所以我并没有要在报纸上登广告。反之，我在社交媒体上做了很多宣传，并且和展览所面向的人群直接对话，而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展览会成为一个引发公众抗议的导火索。

爱安啊：就你工作的整体氛围来说，那样也更加轻松。

黄：对，没错。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主流“办展览”，而是为艺术家和他们的群体开放一个空间。对我来说，这个展览其实是为了引发大家对社群里的LGBT艺术家的关注，而任何刺激只是为了在圈内引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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