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雪采访香港新非牟利艺术空间Spring Workshop的创办人Mimi Brown, 及其首年项目Moderation(s)的总策展人张弈满。

香港，与只关乎艺术品买卖和发展艺术基础设施的喧闹大气候相反－－在港岛南端，坐落于黄竹坑的非牟利艺术空间Spring Workshop，在蕴量一年后，以首个年度项目Moderation(s) ，稳静地向公众敞开其宽敞的工业大厦改装空间。该项目是Spring Workshop与鹿特丹Witte de With当代艺术馆为期一年的合作计划。新加坡艺术家，作家和策展人张弈满，受邀Witte de With总监Defne Ayas为这个长线项目掌舵。

Spring Workshop的创办人Mimi Brown，出生长大于温暖的美国加州。她是一位音乐作曲家，于八年前从纽约移居香港，从此开拓自己对培养香港艺术的激情。在创办SW之前，她已是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总监，兼Para/Site 艺术空间顾问一职。

Mimi Brown就Spring Workshop的发展使命首次与燃点对话。

谭雪: 是什么引导你最终成立Spring Workshop? 你是如何认识到这个城市对艺术家驻留空间的需求？

Mimi Brown: 在香港居住了几年后，我发现我最珍惜的时光是与艺术家，思想家和香港艺术策划／组织者们一起度过的。我在他们身上发现对学习、体验新事物的相似热情。

从这一点出发，创办这个艺术驻留计划空间的想法来源于三个动机：作为一个音乐家，我透过自身专业的镜头来审视视觉艺术，不断地努力去理解艺术背后的因理。我与很多人都共享这个相同的兴趣，我希望这个驻留项目空间能为香港的艺术观众带来理解艺术品背后深层意义的机会，而不是让观众的理解局限在艺术品的完成后的观看层面上。

这个驻留计划空间能允许艺术家，思想家们在香港进行较长的逗留。长时间意味着驻扎Spring的艺术工作者们能与这个城市的艺术家们进行深度交流，反之亦然。例如：曾获得过奥比音乐大奖（Obie Award）的纽约作曲人 Michael Friedman，在他为期一个月的驻留期间，采访了超过四十位香港人，包括艺术家，教授，金融家，家庭佣人等等。他采用对话内容为歌词创作了多首歌曲，巧妙而丰富地将歌曲丰富编织起来。这样的方法也有体现在最近的驻留项目中－－来自巴塞罗那的策展二人组 Latitude（Max Andrews 与 Mariana Canepa Luna），他们选择研究学习四位香港艺术家，与每位艺术家多日的相处，通过艺术家的视角去体验城市，近距离地了解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是在短暂的工作室访问中很难达到的效果。

XT: Spring Workshop的长期目标是什么？能谈谈未来三年的计划吗？

MB: Spring 是一个为期五年的艺术倡议－－旨在实验创作、享受和支持艺术的不同方式。

从艺术创造上来讲，这意味着Spring会与艺术家和合作机构紧密结合，以尽可能全面实现项目为目标。物理空间的设计也围绕着让艺术家能在舒适的环境下全方位的投入创作为中心。对于本地艺术家和机构，我们希望能创造连接，建立新关系和项目。对国际驻留人士，我们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与香港和本地艺术圈更富深度的结合。

我们将Spring的时限设置为五年，是因为我们想看看这种模式是否能为香港观众提供利益。我们打算保持灵活性去适应香港的公众和机构，以补充的形式去提供需求，而不是复制现有的模式。

XT: 你如何看你与香港的关系？

MB: 说真的，我爱这个城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无数层次的万象城，需要被探索。从多种语言的口诉乐趣到根茎狂野蔓延到街边寺庙、香炉上的橡树；还有在山顶上，在维港边闪亮发光的摩天大楼之间翱翔的风筝；历史丰富的城市和多面的街区、食物、故事和人们。我觉得在这里是学无止境的。

XT: 与张弈满的对话

MB: Moderation(s)是一个极具弹性的项目，以一系列艺术家驻留，会议，巡游，展览和小说创作为发展线。新加坡艺术家张弈满是该项目的策划人，但他更乐意称自己为事件、参与者之间的主持者。该项目的首位参与者是来自巴塞罗那的策展二人组Latitudes，在他们驻港的一个月中，策划了项目“ Incidents of Travels” (旅行事件）－－选择四位香港艺术家，由他们引导和阐述城市中影响他们艺术实践的各类事物。

XT: 你是如何加入到Spring的首个年度项目中的？

MB: 我受邀于Defne－她与Mimi就这个合作想法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开始，我很清楚，我不希望将它做成一个展览 －－ 这成为一切的起点。逐渐地，我们认为将项目扩展为一年的时间段是最佳形式的。这之后的讨论不太多，主要是确定活动的日期。我们决定应该有三个主要的事件时段，Spring是最合适做驻留的，鹿特丹则有三个其他类型的项目。

当第一个项目的想法出现时，我们当时谈论着书籍，所以决定建立一个图书馆，将书籍列表上的书都搬出来。我们邀请其它人加入这个计划，开始建立个人图书馆。这是一个自己动手的元素，而Moderation(s)中有很多这样的DIY行动。

由于项目参与者极多，变得有些混乱。我甚至觉得到某一点，它会失败。 这个过程中也许会产生很多错误，因为我们同时处理太多不同的事件。但对我来讲，不断推动一个机构的极限是很重要的，那样，它才能成长得更大。我对如何让一个机构自我扩大能力来封装过程的形式很感兴趣。

XT: Moderation(s)在形式上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项目，在这样的不定式过程中，你期盼能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性？

MB: 我的人生中信则是－－人们需要对他人慷慨。我难以忍受一些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隐藏资源的做法，对我来讲，知识应该是自由开放的。不管项目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和概念，这都应该属于所有人。这就是我对参与者们寄予的唯一愿望，能赞同这样的理念，超越个人作品和顾虑去思考，将自己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作品中。

XT: 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圈来讲，Moderation(s)的理念是否有点太过理想化？

MB: 理想和现实都很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两者兼取。

从不抗拒过程是我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元素。我从不会站立在反抗抵制的位置。我觉得在情景中航行是比抵制更有意思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这样，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组合家庭，延续后代算是最乌托邦的想法了吧。

XT: 你认为这个项目能被放入关系美学 (relational aesthetics)的框架中吗？

MB: 我的参考是比这个“时髦”的理念更深一点的，那差不多建立与九十年代的一种独特的制作上，与几位艺术家颇有关系。

拒绝这样的大炮也是不理智的，所以我也不反对。如果这较为方便，人们硬要往这上面套，我也毫不在乎。我对创造关于作品的宇宙、或是去制造多样，多重层次、时空说明是我不感兴趣的。

XT: 你如何在香港环境下看Moderation(s)？它如何满足这个特定的艺术圈的需求？

MB: 关键是不要提供答案，那会制造灾难。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制造一个空间，为个体们去发展问题的机会。

我颇受Para/Site艺术空间总监Cosmin Costina对香港艺术圈态度的影响。他从不尝试充当救世主的角色－－因为没有什么需要挽救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制造可能性，让事情变得有趣起来。        

XT: 最终展览的形式会是什么样的？

MB: 我们将会在十二月底在Witte de With当代艺术馆举办一个群展，会包括很多作品，这将会是一个很成熟的展览。我们不会为展览订制任何新作，所有作品都是现成的。目的是用该展览去概念化一定形式的作品。展览题目是“The Part of the Story Where a Part Becomes a Part of Something Else” （故事的一部分成为一部分的其它另一部分）。就这么说吧：将这个茶杯盖子移走，将它放在一个没有茶杯的地方，那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例如，它和这部iPhone有什么关系？

Moderation(s)也是关于挑战身份和政治性的，你为何能讲出：“我是一个居住在香港的中国艺术家，我做这样的作品”－－那是多么没有力量，会被轻易推翻的陈述？ 通过移转一个事物，所有其它部分都会变得疯狂起来。我不断地告诉Moderation(s)的参与者：你确定你想说这个吗？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其中也包括大量谈话制作，谈话如何成为一个交涉自我与其它一切的工具？对我来讲，这是艺术实践中最有意思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