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画廊拥有者之一，艺术国际化的强力拥趸者，娜塔莉·奥巴迪亚在中国艺术家如没顶公司、倪有鱼和王克平进入巴黎艺术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画廊尤以对当代艺术摄影的关注闻名，其中包括呈现了像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这样备受争议的艺术家。燃点在此和娜塔莉回忆了她的童年，如何拥有自己的画廊，以及对艺术摄影和中国艺术市场的看法。
墨虎凯：娜塔莉，能谈谈你的成长过程和是如何喜欢上艺术的吗？
娜塔莉·奥巴迪亚：作为68之后一代的学者，我父母从30几岁开始喜欢当代艺术。他们对当代艺术的好奇让他们对法国叙事具象画派艺术家、如埃罗(Erró，1932年生)和雅克•莫诺利(Jacques Monory) 产生了兴趣。之后，他们开始从伊利安娜·索拿本德（Ileana Sonnabend）手中购入了美国波普艺术家如安迪·霍沃尔、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 和汤姆•韦塞尔曼（Tom Wesselmann）的作品。伊利安娜·索拿本德在70年代的巴黎有一家画廊。他们知道美国艺术会给欧洲带来新的生机。
Nathalie Obadia
所以从十几岁，我就跟着父母去巴黎和各地的画廊和博物馆，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馆或艾克斯拉礼拜堂的路德维希收藏，在那里可以看到别处看不到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里的爱德华·基恩霍尔兹的作品“贝纳里”（The Beanery，1965），以及路德维希收藏中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画作给我留下了的美好回忆。我亲眼目睹当代艺术，以及父母与艺术家们的友谊让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1974年，在索拿本德的协助之下，我母亲在大西洋海岸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拉波勒市市政厅举办了一场波普艺术展，展出了罗伯特·劳森伯格（1925-2008）和罗伊·利希滕斯坦（1923-97）的作品，以及一系列毛的肖像画，这在当地上流社会引起了巨大恐慌，最终市长下令撤销了这些展品。70年代初，在保守的市政厅里展示毛的肖像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Jonas Stampe (curator), Nathalie Obadia, Mister and Madam Yan (director and wife), Wenjie Sun (assistant curator) at Andres Serrano’s opening at Red Brick Art Museum in Beijing, 2017 (image courtesy Galerie Nathalie Obadia)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在15岁时就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品经销商。那时候代理当代艺术家，并不以“画廊主”自称，以区别于出售已故艺术家作品的人。我认为艺术品经销商是一项很棒的工作，通过艺术家我可以接触到创造力的源泉。 我可以遇到希望更好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知识分子、艺术评论家，以及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作为一名艺术品经销商，我可以与他们做朋友，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
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画廊拥有者之一，艺术国际化的强力拥趸者，娜塔莉·奥巴迪亚在中国艺术家如没顶公司、倪有鱼和王克平进入巴黎艺术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画廊尤以对当代艺术摄影的关注闻名，其中包括呈现了像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这样备受争议的艺术家。燃点在此和娜塔莉回忆了她的童年，如何拥有自己的画廊，以及对艺术摄影和中国艺术市场的看法。
墨虎凯：娜塔莉，能谈谈你的成长过程和是如何喜欢上艺术的吗？
娜塔莉·奥巴迪亚：作为68之后一代的学者，我父母从30几岁开始喜欢当代艺术。他们对当代艺术的好奇让他们对法国叙事具象画派艺术家、如埃罗(Erró，1932年生)和雅克•莫诺利(Jacques Monory) 产生了兴趣。之后，他们开始从伊利安娜·索拿本德（Ileana Sonnabend）手中购入了美国波普艺术家如安迪·霍沃尔、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 和汤姆•韦塞尔曼（Tom Wesselmann）的作品。伊利安娜·索拿本德在70年代的巴黎有一家画廊。他们知道美国艺术会给欧洲带来新的生机。
所以从十几岁，我就跟着父母去巴黎和各地的画廊和博物馆，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馆或艾克斯拉礼拜堂的路德维希收藏，在那里可以看到别处看不到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里的爱德华·基恩霍尔兹的作品“贝纳里”（The Beanery，1965），以及路德维希收藏中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画作给我留下了的美好回忆。我亲眼目睹当代艺术，以及父母与艺术家们的友谊让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1974年，在索拿本德的协助之下，我母亲在大西洋海岸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拉波勒市市政厅举办了一场波普艺术展，展出了罗伯特·劳森伯格（1925-2008）和罗伊·利希滕斯坦（1923-97）的作品，以及一系列毛的肖像画，这在当地上流社会引起了巨大恐慌，最终市长下令撤销了这些展品。70年代初，在保守的市政厅里展示毛的肖像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在15岁时就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品经销商。那时候代理当代艺术家，并不以“画廊主”自称，以区别于出售已故艺术家作品的人。我认为艺术品经销商是一项很棒的工作，通过艺术家我可以接触到创造力的源泉。 我可以遇到希望更好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知识分子、艺术评论家，以及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作为一名艺术品经销商，我可以与他们做朋友，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
墨虎凯：你是怎么来巴黎的？
娜塔莉：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巴黎之外度过的，先在北方，后去了南特市（布列塔尼半岛）。每当学校放假，我们不去乡下，而是去巴黎，因为我父母在巴黎有一间公寓。所以自70年代中期，我就经常出入各个美术馆。我目睹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从无到有，观看过在拉斯帕伊大道（Boulevard Raspail）的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举办的精彩展览，我还去了像Yvon Lambert、Maeght和Daniel Templon这样的画廊。
Aline Wang, Wang Keping, Nathalie Obadia during a studio visit, 2017 (image courtesy Galerie Nathalie Obadia)
1980年大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学业搬到了巴黎。我获得了国际法博士学位，在巴黎政治大学学习期间，继续出入画廊（娜塔莉目前在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关于当代艺术市场的课程。）我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政治和哲学文章，看了很多电影。我坚信一点，要理解当代艺术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而艺术则会加深你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墨虎凯：现在，作为一名画廊主，感觉如何？
娜塔莉：已经25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像从前一样对这份工作充满激情。每天都是新的挑战，因为这份工作永无休止。你绝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我已经打拼了25年，有良好的口碑、忠诚的收藏家客户和天才的艺术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实的情况是不进则退，没有任何可以妥协之处。我的工作难就难在如何让个人审美与画廊运营策略相得益彰，目前画廊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你每天必须与那些极具影响力的藏家打交道，为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寻找机构展览机会，协助他们摆脱财务困扰，心无旁骛的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
墨虎凯：中国艺术市场与传统西方艺术市场的区别在哪里？
娜塔莉：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市场还很年轻，但发展迅猛，大量潜在多金的收藏家希望购买和投资当代艺术品。但在当代艺术市场，你会发现当价格超过100万美元时，中国市场更倾向于投资西方著名艺术家。反观拍卖最终结果，相比中国本土艺术家，中国市场对西方艺术家更有信心，这点与美国明显不同，自1945年之后，美国更相信和愿意投资来自本国的艺术家。
墨虎凯：摄影是你画廊所关注的领域之一，为何会选择摄影？
娜塔莉：我代理的所有摄影师，甚至可以说所有涉及摄影创作的艺术家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对绘画的质疑。安德里斯·塞拉诺（1950年生）、瓦莱里·贝琳（Valérie Belin，1964年生）、约瑟夫·纳比（Youssef Nabil，1972年生）、拉克·德拉海尔(Luc Delahaye)和帕特里克·费格博姆（Patrick Faigenbaum）与绘画和当代进行了直接复杂的对话。这点从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小皇宫展出的18至20世纪中期作品里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可见一斑。我喜欢的是艺术家，而非他们选择的媒介。
墨虎凯：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的中国？
娜塔莉：距今已经有8年了。我知道我必须去中国，因为自60年代之后，纽约就再也不是是世界的艺术中心了。亚洲的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开始崛起，成为充满活力的创造力之源。悠久的艺术传统和令人赞叹的当代装置作品令我一下着了迷。中国的文学也让人大开眼界，我从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有助我更好的理解我所看到的艺术。我一开始读的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然后是鲁迅、老舍和20世纪莫言的作品。中国的电影，如贾樟柯（1970年生）的作品也激发了我去中国，去探究中国当代文化的渴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则让我对中国的了解产生了巨大转变。中国在成为伟大的世界大国同时，依然在强调它的“软实力”。令人惊叹的中国馆充分展示了在对外开放同时，中国传统求新求变的惊人能力。世界上所有大国都认识到了那届世博会的重要性，英国、法国、美国和印度也都建造了漂亮的国家馆，彼此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争。
墨虎凯：Nathalie Obadia画廊是如何将中国艺术纳入自己的考量之中的呢？
娜塔莉：我一直对外国艺术很感兴趣，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则是水到渠成。2012年，我和徐震（1977年生）策划了没顶公司法国首展，并第一次在法国展出了倪有鱼（1984年生）的作品，他是中国艺术界最棒的新兴艺术家之一。我之所以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体现了传统和当代的完美融合。2015年，我展出了他和另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年轻画家陆超（1988年生）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两位水墨大师谷文达（1955年生）和尚扬（1942年生）的作品，这也是他们在法国的首展。
墨虎凯：你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设立了画廊，这两个城市艺术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娜塔莉：比利时是一个更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国家，藏家的兴趣不像法国那么受限于“高品位”的艺术标准。自2008年布鲁塞尔的画廊开业，比利时人的好奇心就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更喜欢冒险，更喜欢不等市场或机构认可就购入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比利时的公共美术馆不多，却拥有几百家庞大的私人收藏机构。这些藏家和机构更愿意去伦敦和柏林，而不是巴黎，所以将画廊设在接近他们的布鲁塞尔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墨虎凯： 你对香港有什么计划呢？
娜塔莉：就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来说，我们主要会呈现过去一年中曾举办过展览的亚洲或与亚洲有关的艺术家，如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艺术家丽娜·班尼杰(Rina Banerjee，1963年生)；在德国康斯坦茨Kunstverein美术馆展出，并在我们画廊举办了法国首展的倪有鱼；2017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举办过精彩展览的澳大利亚艺术家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1970年生）和2017年代表菲律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曼努埃尔·奥坎波（Manuel Ocampo，b.1965），我们将在“策展交流”单元中展出他的两幅作品，以及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在中国完成的一系列肖像画，他在北京红砖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刚刚结束。这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回顾展，他的作品在美国也经历了严格审查。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北京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
墨虎凯：你是如何去巴黎的呢？
娜塔莉：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巴黎之外度过的，先在北方，后去了南特市（布列塔尼半岛）。每当学校放假，我们不去乡下，而是去巴黎，因为我父母在巴黎有一间公寓。所以自70年代中期，我就经常出入各个美术馆。我目睹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从无到有，观看过在拉斯帕伊大道（Boulevard Raspail）的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举办的精彩展览，我还去了像Yvon Lambert、Maeght和Daniel Templon这样的画廊。
1980年大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学业搬到了巴黎。我获得了国际法博士学位，在巴黎政治大学学习期间，继续出入画廊（娜塔莉目前在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关于当代艺术市场的课程。）我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政治和哲学文章，看了很多电影。我坚信一点，要理解当代艺术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而艺术则会加深你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墨虎凯：现在，作为一名画廊主，感觉如何？
娜塔莉：已经25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像从前一样对这份工作充满激情。每天都是新的挑战，因为这份工作永无休止。你绝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我已经打拼了25年，有良好的口碑、忠诚的收藏家客户和天才的艺术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实的情况是不进则退，没有任何可以妥协之处。我的工作难就难在如何让个人审美与画廊运营策略相得益彰，目前画廊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你每天必须与那些极具影响力的藏家打交道，为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寻找机构展览机会，协助他们摆脱财务困扰，心无旁骛的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
墨虎凯：中国艺术市场与传统西方艺术市场的区别在哪里？
娜塔莉：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市场还很年轻，但发展迅猛，大量潜在多金的收藏家希望购买和投资当代艺术品。但在当代艺术市场，你会发现当价格超过100万美元时，中国市场更倾向于投资西方著名艺术家。反观拍卖最终结果，相比中国本土艺术家，中国市场对西方艺术家更有信心，这点与美国明显不同，自1945年之后，美国更相信和愿意投资来自本国的艺术家。
墨虎凯：摄影是你画廊所关注的领域之一，为何会选择摄影？
娜塔莉：我代理的所有摄影师，甚至可以说所有涉及摄影创作的艺术家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对绘画的质疑。安德里斯·塞拉诺（1950年生）、瓦莱里·贝琳（Valérie Belin，1964年生）、约瑟夫·纳比（Youssef Nabil，1972年生）、拉克·德拉海尔(Luc Delahaye)和帕特里克·费格博姆（Patrick Faigenbaum）与绘画和当代进行了直接复杂的对话。这点从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小皇宫展出的18至20世纪中期作品里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可见一斑。我喜欢的是艺术家，而非他们选择的媒介。
墨虎凯：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的中国？
娜塔莉：距今已经有8年了。我知道我必须去中国，因为自60年代之后，纽约就再也不是是世界的艺术中心了。亚洲的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开始崛起，成为充满活力的创造力之源。悠久的艺术传统和令人赞叹的当代装置作品令我一下着了迷。中国的文学也让人大开眼界，我从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有助我更好的理解我所看到的艺术。我一开始读的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然后是鲁迅、老舍和20世纪莫言的作品。中国的电影，如贾樟柯（1970年生）的作品也激发了我去中国，去探究中国当代文化的渴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则让我对中国的了解产生了巨大转变。中国在成为伟大的世界大国同时，依然在强调它的“软实力”。令人惊叹的中国馆充分展示了在对外开放同时，中国传统求新求变的惊人能力。世界上所有大国都认识到了那届世博会的重要性，英国、法国、美国和印度也都建造了漂亮的国家馆，彼此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争。
墨虎凯：Nathalie Obadia画廊是如何将中国艺术纳入自己的考量之中的呢？
娜塔莉：我一直对外国艺术很感兴趣，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则是水到渠成。2012年，我和徐震（1977年生）策划了没顶公司法国首展，并第一次在法国展出了倪有鱼（1984年生）的作品，他是中国艺术界最棒的新兴艺术家之一。我之所以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体现了传统和当代的完美融合。2015年，我展出了他和另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年轻画家陆超（1988年生）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两位水墨大师谷文达（1955年生）和尚扬（1942年生）的作品，这也是他们在法国的首展。
墨虎凯：你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设立了画廊，这两个城市艺术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娜塔莉：比利时是一个更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国家，藏家的兴趣不像法国那么受限于“高品位”的艺术标准。自2008年布鲁塞尔的画廊开业，比利时人的好奇心就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更喜欢冒险，更喜欢不等市场或机构认可就购入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比利时的公共美术馆不多，却拥有几百家庞大的私人收藏机构。这些藏家和机构更愿意去伦敦和柏林，而不是巴黎，所以将画廊设在接近他们的布鲁塞尔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墨虎凯： 你对香港有什么计划呢？
娜塔莉：就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来说，我们主要会呈现过去一年中曾举办过展览的亚洲或与亚洲有关的艺术家，如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艺术家丽娜·班尼杰(Rina Banerjee，1963年生)；在德国康斯坦茨Kunstverein美术馆展出，并在我们画廊举办了法国首展的倪有鱼；2017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举办过精彩展览的澳大利亚艺术家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1970年生）和2017年代表菲律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曼努埃尔·奥坎波（Manuel Ocampo，b.1965），我们将在“策展交流”单元中展出他的两幅作品，以及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在中国完成的一系列肖像画，他在北京红砖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刚刚结束。这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回顾展，他的作品在美国也经历了严格审查。安德里斯·塞拉诺在北京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