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向所志”，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市白云大道黄边北路时代玫瑰园三期），2017年12月16日到2018年2月4日
在时代美术馆的展览“寻向所至”开幕当天，观众若有兴趣和充分时间，可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跟随策划团队步行探访美术馆内外的多处空间，在时代美术馆隔壁的项目空间黄边站集合，然后在临近街区的当地潮汕餐厅填饱肚子，正式进入城中村地带，在驻地艺术家，来自泰国的阿亮的引导下，穿过街巷，逐一造访他每周必去的三家羽毛球馆，它们分别位于黄边村的腹地、国企的宿舍区，和时代地产开发的中档住宅项目玫瑰园小区。随后折回美术馆大厅，参加一场关于艺术工作者在地实践之经验与策略的分享会。这时已近四点，才算进入常规的开幕程序，导览，采访，艺术家表演的流水作业刚结束，展厅一端，换由美术馆团队和策展人出场讨论艺术机构的生产模式，以及时代美术馆的应对与实践……谈话随人群转移到城市另一边，夜幕笼罩的居民小区深处，在美术馆支持的青年自治空间上阳台的两间铺面房里，关于无政府主义、跨领域联合和自我教育的交流分享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寻向所志”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
“Detour In Times”, installation view, Times Museum, 2017 (courtesy of Times Museum)
“寻向所志”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
“Detour In Times”, installation view, Times Museum, 2017 (courtesy of Times Museum)
“寻向所志”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
“Detour In Times”, installation view, Times Museum, 2017 (courtesy of Times Museum)
“通过参与者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切换于不同的场景，将不同的现场感受，和在各处发生的知识概念讲述、工作经验分享，高密度地叠压起来，让一定程度的身体疲劳感和精神意识上的敏锐度，构成张力”（出自时代美术馆展览微信稿）将行走作为生产方式，探索展示同身体经验的直接对话，这个思路若追溯其最早的参照物，或许可以把2002年由卢杰策划的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例。它明确地引入了当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展示中很少出现或尚未被综合使用的新元素：展览的地点从白盒子延伸到一系列移动的空间甚至是行走本身，而展示的时间性也被改写为一个开放的、不断被重启的过程，加上艺术家的现场创作、作品的就地展示、对地方艺术的重新观看发掘，以及行走和对话的结合……这些方法通过此后的长征计划被发展、检验和播散到此后的一系列以历史-地理为维度的展示项目之中，以2008年的“胡志明小道”为高潮和最有趣的一个样本。后者将北半球的艺术工作者直接降落到异乡的南方公路，行走的精疲力竭，肉身与环境的摩擦，思想的密集淘洗，这些似乎都可以在“寻向所至”的开幕工作坊中找到影迹。
“寻向所志”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
“Detour In Times”, installation view, Times Museum, 2017 (courtesy of Times Museum)
“寻向所志”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
“Detour In Times”, installation view, Times Museum, 2017 (courtesy of Times Museum)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到2018的十年见证了当代艺术的田野调查和在地实践从一种另类方案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工作模式，生产、展示与在地性的广泛结合，在今天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对“寻向所至”而言，寻访/行走+即刻捕捉/就地讨论+展示的三位一体复制了长征计划的某种方法，但应对的是不尽相似的情境，讨论的更是不同的内容。黄边村并不像延安或是胡志明小道，对后者来说，历史、政治隐喻和象征性决定了探访者对地方的观看和理解，也决定了“重启”成为激活地方的一个主题。但对黄边这个地方而言，除了某种原则性的“展览应同机构在地性结合”的当代教条，似乎我们并不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回答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围着时代美术馆周边行走？为什么要把行走和展览结合？如果说当代机构实践内含着对地方环境的关切，这并不意味把旅行研讨同展示捆绑在一起就能够给出周全的答案。
这似乎有点过于苛责。话说回来，“寻向所至”这样操作其实也有其自身的理由，它的展示内容包括了时代美术馆的机构实践。这一点在展厅现场被直接落实为占据了空间将近1/3墙面的大小展板队列，以类似于立体PPT的图文结合形式和夹叙夹议手法，回溯了时代美术馆的发展线索和历次展览。从这些制作精良的展板上我们读到，时代美术馆早在空间规划的阶段就包含了对机构工作方法论的构想；它除了要承担起在地文化生产，还要对自身进行有线索的反省，把自己当作案例和研究对象。而这个展览实际上正是机构工作回顾和常规的作品呈现的结合。于是，在同一个展览空间中，既有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建筑团队的空间改造搭建，同时还有大规模的机构话语以图文展板的方式直接插入展览内容。诚然这是一次全新的实验，不过，其中的模糊、摇摆和生硬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依旧不知道什么是“寻向所至”所抛出的问题。何岸的霓虹灯文字、李燎追打仇人的录像、李消非的流水线抒情诗、李占的耳环集市……当它们被集中在同一个具体的时空和语境，这其中有怎样的逻辑和理由呢？而它们同那长达数十米的、以机构历史回顾为内容的宣传展板并置，谁又在，谁又能回答谁的问题？在这盘夹生的双拼饭里，唯一耐嚼的可能只有李巨川布置在展厅各处的监视屏幕，它将我们的观看转变为对自身的观看，但是观看自身并不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理由。
蔡回，《手表》，行为录像，10分钟47秒，2016（作品由艺术家及亚洲当代艺术空间提供）
Cai Hui, “Watches”, performance, 10’47″, 2016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 Contemporary)
魏程程，《恶莲》，硬卡纸、喷漆，2017
Wei Chengcheng, “Evil Lotus”, cardboard, spray paint, 2017
李燎，《我是正义的》，单频彩色有声影像，3分13秒，2015（作品由艺术家及空白空间提供）
Li Liao, “I am Justice”, single channel video, color, sound, 3’13″, 2015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WHITE SPACE BEIJING)
何岸，《风轻似小偷》，霓虹灯箱，尺寸可变，2014（作品由艺术家及和维画廊提供）
He An, “Light Breeze, as A Thief”, neon tube light box, variable dimensions, 2014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HDM GALL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