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空间（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艺术区红一号院B2），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5月14日
不知为何，摇滚给人的印象总是如此的疯狂，而搞摇滚的也总是长发披肩、愤世嫉俗。即便在摇滚早已被商业侵蚀的今天，奔赴迷笛、草莓的乐迷依旧高举“Love & Peace”的手势，在演奏者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几近癫狂的表演之中，享受身心的短暂解放。摇滚乐作为“追逐自由、寻求解放”的一种表现形式，生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被看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的高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在那时的美国，由于冷战边缘政策、古巴导弹危机以及“非正义”的越战等接踵而至，原本坚信社会富足、安全、自由的年轻一代开始质疑那营造谐和社会之假象的主流文化以及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此时伴随五十年代电声媒介的大爆炸，于布鲁斯和爵士乐中发展出来的摇滚，因背离传统而不被青少年保守的父辈所接受。它在“代际”冲突越发明显的情况下满足了青少年对自身个性、审美的追求。以年轻消费群体为目标的摇滚，生产出与这代人叛逆的情绪相共鸣的歌曲。1969年8月中旬最初拟定5万人规模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三天收获约50万名观众。聚集在此的青年于“和平与音乐”的口号之下酗酒、嗑药、裸奔，通过“回归自然”来反抗现代文明的进程。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具有革新精神的音乐人在受惠于西方音乐的多样化之时，借助摇滚的叛逆来反思当时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1986年，当崔健于“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之中歌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中国摇滚乐的大幕拉开了：1987年黑豹乐队成立、1988年唐朝乐队成立、1990年崔健于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首场演唱会并开始于全国巡演、1994年底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于香港红磡体育场开唱……过于张扬的摇滚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因某些原因转入地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音乐。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却成就了摇滚，它反叛的一面得以强化。董冰峰策划的“生命文献”，便是对九十年代中期至两千年初，沈阳地区摇滚乐队青葱岁月的回顾。空间的一边，发黄的杂志、报纸，沉甸甸的书信，过时的磁带等文献资料体现了摇滚乐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另一边，刺眼的灯箱、小型的舞台，以及表现人头攒动的巨幅海报展示沈阳嬉皮士酒吧作为艺术实验地的存在。整体而言，“生命文献”重述了乐队“末日的毒瘤”、“搅水男孩”的成立、发展与解散；但从细部可见，策展人致力于把摇滚与当代艺术放在同一纬度进行探讨，观者于文字中可见：《摇滚》创刊于艺术家扎堆的地儿，北京“东村”；为人熟知的音乐人左小祖咒参与过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各种影像节中当代艺术与摇滚乐队的混搭等。这两种表现手段都出现在社会结构之巨变的情况下，它们都是对既定秩序的反抗，如85美术思潮。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无论是中国的摇滚还是中国的先锋艺术，董冰峰都没有选择文化的中心北京以及经典的八十年代，而是以较为边缘的沈阳和非典型的时间段来回顾尚未过渡被曝光的故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的环境相对开放，如文献中显现的那样，官方机构开始接纳地下音乐：中国非主流摇滚首次大规模亮相兰州黄河剧场； 各个大学迎来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高校摇滚；《南方周末》大篇幅报道首届独立映像展等。但是当非主流的文化一直被曝光在日照之中而逐渐成为一种娱乐之时，它的反叛意义开始失效。音乐人反体制的理想在此看来不过是一种假象，勉强延续着摇滚的放荡不羁与江湖味道。同样在中国的艺术界，当代艺术初生时期的叛逆性格业已在官方、市场的调教之下，温顺了许多。“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更像是对反叛的一次纪念，它在如今艺术圈过分安静的气氛之中，暂且缓和人们关乎当代艺术越来越依附于市场、体制而不再独立行走的焦虑。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