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山寨现象风生水起，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回望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指控不绝于耳。盘点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历程，一味摹仿前人、陈陈相因更是晚清以来文人画的常用标签。中国人果真如西方人所指责的是一贯不尊重版权和不懂创新的吗？中国当下的山寨现象、艺术创作中的抄袭和我们行之已久的临摹传统有关吗？西方人可以丝毫不差的“挪用”，为何中国人不能进行有所改变的“山寨”？复制和复制品的泛滥会影响艺术的创新发展吗？
基于以上想法，通过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中和挪用相关的艺术创作现象，本次展览首次提出了“中国挪用艺术”的概念，对源自西方的“挪用艺术”理论进行了拓展和转换，将“挪用”与中国自古以来的艺术传统“临摹”和当下风生水起的“山寨”现象结合起来，打造了一个链接中西古今的“中国挪用艺术”概念。
中国挪用艺术至少包含三种现象：和中国艺术传统相关的临摹、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关的挪用以及和当下社会现象相关的山寨。通过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中和临摹、挪用、山寨相关的艺术创作现象，探讨重复和创新、原创的关系，艺术创作方式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关系，知识产权和知识共享、知识传承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挪用艺术和西方的不同之处。
“Copyleft”出自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缩写：GNU GPL、GPL），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自由软件许可协议条款，给予了电脑程序自由软件的定义，并且使用“Copyleft”来确保程序的自由能被完善的保留。
此处借用“Copyleft”来表现中国挪用艺术中临摹、挪用、山寨三种现象的共通之处，意味着 “可以拷贝”（和copyright相左），以及“制造拷贝“（制造相似之物）。copy和copulation（交配）有着相同的拉丁文词根“copia”，意味着由此而来的繁衍创新，难怪矶崎新声称，拷贝的拷贝的拷贝就是创新。
在数码复制时代，不只艺术家精于“挪用”，其实绝大多数人和“Copyleft”、“挪用”脱不了干系——对网络图文资料的复制黏贴使用，对盗版碟或仿制品的购买，对着手机私人定制的电影配音，在卡拉OK厅里对歌星或好或坏的模仿，各类模仿秀上选手始于模仿终于创新的表现……“个别的模仿是跟随，普遍的模仿孕育着创新。”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释放了广大民众的创造力，进一步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也许是时候用更中性甚至欣赏的眼光去打量“山寨”了。
1和中国艺术传统相关的临摹现象
这是中国古代的绘画传统，不只是一种学习手法，保存珍贵作品的方法，其本身也是艺术创作手法。是向前辈大师致敬，也是对个人态度和品味的表达。在这一板块中的艺术家创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从画到画的临摹，艺术家利用新手法新媒介使经典图式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开拓发展了传统艺术的审美价值。
艺术家：夏小万、邱志杰、姚瑞中、陈浚豪、彭薇、余旭鸿、杨泳梁、倪有鱼
2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关的挪用现象
“挪用”是对现成物品或现有作品的全面或局部使用，打破了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通过挪用，原作的内涵被解构，同时被赋予新意义新观念。“挪用“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有时成为艺术创作的捷径，成为个人阐述艺术的便捷通道，导致在滥用过程中被“庸俗化”的现象。它甚至成为抄袭、恶搞的保护伞，大多和抄袭相关的艺术案件一旦用“挪用”来解释，似乎有了尚方宝剑，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
艺术家：隋建国、李占洋、施勇、杨振中、李青、倪有鱼、胡庆泰、胡昀、王冠山
3和当下社会现象相关的山寨现象
山寨文化是中国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因为山寨能制造相似性，算是某种形式的平等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公平的实现。比如山寨手机让很多低收入人群同样能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使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寨现象也是普通人想成为名人，普通产品想成为名牌的一种意愿和努力，各种模仿秀和山寨活动，更是对公众创造力的释放。
艺术家：陈幼坚、韩峰、周铁海、邱志杰、焦兴涛、李青、高岩、钟兆刚、叶甫纳
